“以招生來說，基本上從本科生、研究生再到博士生的錄取決定權，都掌握在高校自己手中。換言之，高校的相關人員可以決定一個考生教育權的實現與否。再比如說學位授予，也會發生學商勾結的現象，一些商人通過捐款獲得了學位。”林喆說。

　　財務和基建領域也是如此。汪平所在的高校是幾年前由兩所專科院校合并升為本科的，其間兩所學校的中層干部重新輪換競聘上崗，“當時，學校一把手直接由當地政府部門的官員擔當，幾乎所有的中層以上干部都忙著找關系托人，一些熱門的職務如財務基建等更是引發了激烈的爭奪”。

　　汪平向記者透露，像基建處長這樣的崗位，通常是一把手的自己人。而在學校專升本改制完成之后，基建項目高達數億元，各路施工方均對此垂涎三尺，其中不乏校領導的“關系人”。

　　高校行政化的另一個直接后果是，高校官僚機構的急劇膨脹。

　　“我計算過，一般情況下，一所大學大概有處長、副處長150名左右，副處級干部30人左右，科級干部1000人左右。”熊丙奇告訴記者，高校已經出現了“校級干部一走廊、處級干部一禮堂、科級干部一操場”的現象。

　　林喆也舉例證實說，某大學有“校級領導共11人，校長助理10人，正處級以上干部200多人，副處級以上干部500多人”。

　　僅靠領導作為第一責任人來嚴把工程建設關、財務關、招生關以及領導班子決策關，是靠不住的。如果靠得住，也就不會有那么多的高校一把手倒在工程、財務和招生中了

　　關于高校腐敗的成因，盡管各方人士眾說紛紜，但主要矛頭還是逐漸集中到了近年來高校日益嚴重的行政化體制。

　　在今年全國政協會上，以高等教育界人士為主體的九三學社中央提交了一份提案，直指目前我國高校存在的違規招生、學術腐敗和后勤腐敗三大問題。

　　九三學社中央認為，大學體制的行政化導致學校內部權力高度集中，成為高校腐敗的直接誘因。盡管高等教育法規定，高等學校通過由教師組成的學術委員會和以教師為主體的教職工代表大會等組織形式，依法保障教職工參與民主管理和監督，但實際情況是，一些高校的教職員工連最基本的知情權都得不到保障，更遑論參與管理。

　　上述提案道出了諸多關注高校改革的有識之士的心聲。

　　“工程、財務、招生，確實是高校腐敗高發領域，高校反腐緊抓這些領域，也可謂抓住了要害。”熊丙奇說。

　　在中央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赴武漢推動高校反腐的會議上，有關負責人明確要求，高校要“嚴把工程建設關，嚴把財務關，嚴把招生關，嚴把領導班子決策關”。

　　“嚴把‘四關’的排比句好寫，但卻都有一個問題：誰來嚴把工程建設關？誰來嚴把財務關？又是誰來嚴把招生關和領導班子決策關呢？以反腐工作部署看，這個‘主語’應當是高校黨委書記、校長，而問題是，近年來高校腐敗頻發，問題就出在這個‘主語’上。”熊丙奇說。

　　“僅靠領導作為第一責任人來嚴把工程建設關、財務關、招生關以及領導班子決策關，是靠不住的。如果靠得住，也就不會有那么多的高校一把手倒在工程、財務和招生中了。”熊丙奇認為。

　　熊丙奇進一步分析道，高校工程建設出問題，就是一把手或者分管領導說了算所致。從建不建到怎樣建，師生都沒有參與決策與監督的權利。“有的建筑，比如豪華校門、豪華辦公樓，師生在學校BBS上發帖反對建，但沒人理睬。這雖談不上腐敗，但至少造成了驚人的浪費；建設工程即使有所謂的公開招標，但背后都有很大的貓膩，與領導關系密切者總會是最終的中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