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人看來，民事糾紛用刑事辦法來解決，是最簡單最快捷的。”張燕生說。
“一些本來是很明顯、很明確的經濟糾紛案件，非得通過舉報的方式，利用權力的干預，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把對方抓起來。”田文昌無奈地說。
在“民事糾紛刑事化”案件中，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往往如影隨形
“目前被‘刑事化’的民事糾紛已經有了它們自己的特點。”北京律師張青松介紹，這些民事糾紛爭議的標的額非常大，往往都是數千萬甚至是上億；被“刑事化”的罪名相對穩定，一般是詐騙、合同詐騙、職務侵占，逃稅、虛報注冊資本、抽逃資金等罪名。而且，這類案件的訴訟程序極其復雜而且時間長，其原因是因為在訴訟過程中，罪名會不斷發生變化，抓的時候是用這一罪名，后來發現這一罪名確實不行，又換一種罪名；訴訟過程中，律師的辯護權很難行使。最后一點，無論多么復雜的程序，最后必然會引發當事人的申訴、上訪，甚至有更為極端的當事人以同樣的方法起訴對手，以毒攻毒。
記者翻閱有關資料發現，“民事糾紛刑事化”的淵源可以追溯至上世紀80年代，而公安部等有關部門也是三令五申，從最初的“不得干預”，到后來“嚴禁公安機關插手經濟案件”，有關部門甚至表示要把制止插手經濟案件，提高到預防腐敗的高度。
但是，“民事糾紛刑事化”問題為什么屢禁不止，甚至有泛濫的趨勢？
對此，江平認為，“公安機關介入民事糾紛”、“嚴刑主義”是民事糾紛刑事化的兩大主因。
“民事糾紛刑事化的主要問題是執法上的問題，也就是說有關的執法機關用不恰當的方法將民事糾紛用刑事手段來處理。”陳澤憲直言，在“民事糾紛刑事化”的案件中，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往往如影隨形。
陳澤憲認為，很大一部分“被刑事化”的案件與利益驅動有關，這種經濟利益實際上是通過濫用執法權來實現的。此外，程序法上的問題同樣不可回避。比如立案，對不該立案的案件立案，檢察機關沒有監督權；對逮捕之外的強制措施來說，比如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也沒有司法監督。
“因此，完善程序法是解決民事糾紛被刑事化的一個方法。”陳澤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