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南京政府發出通電，“禁婦女燙發，以重衛生”。宋美齡在答記者問時指出，蔣委員長下達這一命令的原因是：“近年以來我國婦女生活行為多浪漫不羈，影響國家民族復興之前途極為巨大，深覺有徹底改革之必要，務使我國婦女能崇尚樸素，保持固有之美德。” 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在四川就有這一項內容：禁止婦女燙發。這是為什么呢？

　　女性的發式隨著時代的變遷展現出不同的特點。清代，四川的成年婦女主要是將頭發盤成髻置于腦后。民國初年，剪發在婦女中開始流行，學生充當了剪發的先鋒，這股風氣很快波及到社會各界婦女。20年代末期婦女燙發開始出現，在《成都竹枝詞》中有對成都婦女燙發的描寫：“踏遍春熙路幾條，蓮船飛動似推橈”：“短發蓬蓬不著釵，身披毛帕逛通街”。30年代初期，燙發在上海、南京、北京、山東等地婦女中流行，在四川也不例外。針對婦女們燙發，中央至地方政府都采取了干預的態度。四川省政府也多次下達了禁止婦女燙發的命令，試圖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杜絕婦女們的燙發行為。

　　1935年1月，南京政府發出通電，“禁婦女燙發，以重衛生”。緊接著蔣介石又下達了《關于禁止婦女剪發燙發及禁止軍人與無發髻女子結婚》的命令。宋美齡在答記者問時指出，蔣委員長下達這一命令的原因是：“近年以來我國婦女生活行為多浪漫不羈，影響國家民族復興之前途極為巨大，深覺有徹底改革之必要，務使我國婦女能崇尚樸素，保持固有之美德。”從立法院通電到蔣介石的命令再到宋美齡的答記者問，表達了中央政府對婦女燙發所采取的干預態度。

　　在南京政府下達禁止婦女燙發的命令后，川省當局開始著手這一方面的工作，而當時全國正處于新生活運動當中，所以這也是新生活運動的主要工作之一。對婦女燙發的禁止，川省最初是從重慶開始的。2月15日重慶警備司令部發布了禁止婦女燙發的布告：照得婦女燙發，實為近世之頹風，無知婦女，以為矯揉造作，別具美觀，互相效尤，爭奇斗異，不知既耗金錢，復礙衛生，且每燙一次，費時至兩鐘之久，更妨正當工作，當茲勵行新運之際，此種惡習，亟應禁止，為此，合行布告之日起，即將燙發器具自行銷毀，倘敢陽奉陰違，一經查出，除勒令歇業外，并從重處罰不貸。

　　在推行這一命令時，重慶警備司令部通令各警署，在所管理的理發店張貼禁令，并隨時派出干警前往檢查，對違反禁令者采取了沒收燙發器具、罰款、停業、拘留等懲處措施。

　　此后，成都也相應推出了禁止婦女燙發的禁令，禁令的推出是因李德安的呈請。李德安，成都市人，在重慶專門從事調查新生活運動的工作。一日，他突然見春熙路理發店大張女賓燙發廣告，頗為震驚，于1935年3月2日向公安局局長侯建國遞交了禁止婦女燙發的呈文：新運應該嚴禁（燙發），渝城現以禁絕，成都不能獨異，燙發實為近世之頹風，無知婦女矯揉造作，別具美觀，互相效尤，爭奇斗異，不知既耗金錢，復礙衛生，且每燙一次，費時至二鐘之久，更妨害正當工作，當茲勵行新運之際，此種惡習，呈請禁止。

　　李德安的呈文很快引起了局長侯建國的重視，他于3月7日向衛戍部呈請禁止婦女燙發。13日，成都衛戍司令部司令李寶錕下達了秘字五號公文，指令公安局，“轉飭省會各理發店，嗣后不得再為人燙發，違者帶局罰辦，并將所發條令張貼報查”。3月18日，公安局以政字221號，轉飭各署，“轉諭該管理理發店，嗣后不得再為人燙發，違者罰辦，不得稍涉瞻徇”。

　　省會公安局為引起受禁各方對禁令的重視，5月底連續下達了三次訓令。5月27日，訓令各署：“各理發店，如敢再違，代人燙發，一經查覺，定立予封查，單將店主傳案，嚴辦不貸”。同時，也向五金、剪刀店公會發出了訓令，“茲查各剪刀五金店，如再制售燙發器具，一經查覺，除沒收外，定將該店主傳案嚴辦不貸，除分令各署從嚴查禁外，為此諭，仰該幫即便轉知各刀剪店遵照，勿違，切切此令”。5月30日，公安局向成都市商會下達了同樣內容的訓令，令其“轉知刀剪業戶，廣五金雜貨，蘇廣雜貨，各同業公會，令轉同業商店，一體遵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