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市城市軌道交通運營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在社會上引發關注。根據意見稿，對非不可抗力原因造成列車大面積長時間延誤，嚴重損害公共利益的，處50萬至200萬元罰款。

　　地鐵晚點，意見稿規定可行政罰款，有人主張不晚點還應獎勵，爭來爭去，好像只是政府和地鐵公司之間的事。事實上，晚點是地鐵和乘客之間的事，要解決問題應由乘客和地鐵之間進行了斷。對此，政府介入未嘗不可，但不能只規定自己的罰款權，卻忽略乘客的索賠權。

　　地鐵公司和乘客之間是契約關系，出現問題需要依照契約原則來解決。契約原則的核心是按約定辦事，這也是法治的核心要義。所以要建設法治社會，必須培養民眾的契約意識。但現實中，個別地方的一些做法，甚至是個別地方法規，都與契約精神背道而馳。以地鐵晚點為例，晚點屬于違約，應承擔違約責任，其主要內容是賠償乘客。地方政府如能促使賠償的落實，就是在維護契約精神，維護法治。如果只是規定自己有權罰多少款，那只是在加強權治。

　　加強權治當然有利于管控，但不利于契約社會的形成。實際上，契約精神和社會穩定息息相關，越具有契約精神的社會越穩定。當下一些矛盾沖突，比如購房者打砸售樓處，其實都應在契約和法律框架內解決。但由于契約精神的孱弱，最終很多矛盾都必須政府出面才能平息。而政府一旦介入，有意無意中，契約精神又會被抑制，大眾的契約意識無法成長起來。

　　要培養一個契約社會，首先需要充分明確的賦權。有了權利，公眾才有博弈的籌碼，各方才知道行為邊界在哪里。據報道，10年前，深圳的地鐵立法主要偏重于地鐵設施保護、運營秩序維護。不難看出，10年前，立法者站在地鐵公司的立場考慮問題，10年后站在行政權力的立場考慮問題，長達10年，公眾權益的立場始終缺席。對地鐵晚點，真正需要的不是行政罰款，而是每個乘客都能實現的索賠權，這種賠償應具有懲罰性，能根據晚點多少有所增減。如果不讓乘客擁有懲罰晚點的權利，而總指望行政權力“主持正義”，地鐵公司定會巴結權力而不會真正把乘客放在眼里，地鐵和乘客的契約關系就沒辦法真正形成，契約社會就會遙遙無期。(李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