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文物遭破壞的新聞不時見諸媒體，地產開發商們往往是“主角”。有鑒于此，“大型建設工程須經考古勘探”作為一項規定，被各地推廣開來，但實際效果卻讓人無法樂觀。眼下，《南京六朝墓葬群被毀，系萬科明知故犯或被罰50萬》的消息，又闖入了公眾的眼簾。

　　在既定的程序面前，萬科何以肆無忌憚？“或被罰50萬元”——這條新聞的標題內容其實已經給出了答案。不難推想，對于財大氣粗的開發商而言，一旦為保護文物停工所付出的成本大于50萬元的罰款，必定不會停下轟鳴的挖掘機。

　　在南京，開發商破壞文物的“著名案例”，還有“張治中公館被拆除變豪宅”。當時，開發商僅被罰25萬元，公眾對此憤憤不平。然而，提高罰款數額就能遏制開發商破壞文物的沖動嗎？恐怕未必。

　　有學者指出，香港對文物破壞的罰款只有幾萬塊，但他們將文物破壞視為一種刑事罪行，還有可能入獄一年。在牢獄懲罰面前，再有錢的開發商，恐怕也會掂量掂量。事實上，我國已有“故意損毀文物罪”。《刑法》第三百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故意損毀國家保護的名勝古跡，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但從現實來看，一些地方公安、司法機關在對文物犯罪的立案和定罪量刑上認識不同、標準不一，存在對文物犯罪案件立案不送、以罰代刑、重罪輕判等現象，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因而呼吁出臺新的文物犯罪司法解釋。

　　在尚未獲得立法回應的當下，不妨試試專家學者們的其他建議。比如設立國家文物保護地方督察部門，提高對文物破壞的監督查處力度。再則，提高文物部門的行政地位，以實現權力糾錯和制衡，減少地方職能部門對開發商或直接或間接的縱容。

　　文物保護，拖延不得。政府部門要有緊迫感，俯下身來傾聽民意，擔起責任。否則恐成“歷史的罪人”，更是有損公信力。（中國文化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