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上海圖書館邀請我去做講座，講座題目是“考古不是挖寶”，他們還在大門口張貼了海報。我去做講座時路過，正巧一個老師傅模樣的人在看那海報，只聽他自言自語道：“考古不是挖寶？——那考古就是挖墓！”站在一旁的我只聽得“噗”地一聲笑了。

　　可見，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考古挖墓是個常事。然而實際上，考古在很多情況下是不挖墓的，甚至有時即便挖到了墓，還要把墓回埋起來。這是何道理呢？

　　位于陜西干縣的干陵合葬了唐高宗和武則天，是中國唯一的一座下葬了兩位皇帝的陵墓。這兩位皇帝當朝時唐朝正逢全盛時期，墓葬規(guī)模宏大，去世后的隨葬也都豐富異常。相傳唐高宗臨死前留下遺言，要把生前所喜愛的字畫埋進墓內(nèi)，包括大書法家王羲之的《蘭亭序》。郭沫若曾說墓中可能還有武則天的畫像和詩集手跡，如果打開它，那一定會發(fā)現(xiàn)“石破天驚”的奇珍異寶。千百年來，干陵對人間的誘惑巨大，引得無數(shù)盜墓者對它垂涎欲滴。可不論他們怎么滿山遍地、開山炸石地尋找，就是找不到墓道口。哪知到了1958年，幾位農(nóng)民炸石修路，卻意外發(fā)現(xiàn)了干陵入口。考古學家聞訊而來，進行了勘探，發(fā)現(xiàn)墓道入口保存較好，推測陵墓沒有被盜過。

　　千百年來找不到的墓葬入口，一朝現(xiàn)世，挖還是不挖？這一問題擺在了考古學家們面前。最初，陜西省有關方面成立了“干陵發(fā)掘委員會”，擬擇機打開干陵地宮大門。可開啟帝王陵墓畢竟是個大事，省里有沒有決定的權(quán)力？于是陜西省派各文化部門負責人等組成5人小組，到北京向文化部請示匯報。文化部又上報到國務院周恩來總理處。周恩來總理沒有直接表態(tài)，而是請陜西來的同志先去看看正在挖掘整理的明十三陵的定陵。

　　定陵是明朝萬歷皇帝朱翊鈞的陵寢，1956年起，考古人員也是從找到的墓道口進去，打開了封墓的金剛墻進入定陵地宮的。可發(fā)掘的結(jié)果非常不盡如人意，大批的絕世珍品，因科技保護水平有限，變質(zhì)的變質(zhì)，變色的變色，結(jié)果令人扼腕痛惜。顯然，周恩來總理讓陜西來京報批的同志去參觀定陵是有用意的！陜西的同志看到這一幕，心中也都明白了周總理的用意。于是干陵挖掘工作暫時中止，墓道口也都回填起來。就這樣，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迄今再未挖過干陵。

　　像中國這樣明明挖到了陵墓卻不再續(xù)挖，而是保護起來的例子，在國外也有，比如日本的仁德天皇陵。仁德天皇據(jù)說是日本歷史上頗有作為的一位天皇，公元四五世紀之交前后在位。有日本正史之稱的《日本書紀》上說，這座陵墓于仁德天皇六十七年開始修建，20年后仁德天皇去世用于下葬，隨葬用的明器不下2萬件。陵墓前方后圓，由3條圍壕相繞，占地面積約達令人吃驚的46萬平方米，不但是約25萬平方米的秦始皇陵的一倍，更是遠大于5萬多平方米的埃及胡夫金字塔。于是成為與胡夫金字塔、秦始皇陵并稱的世界三大陵墓之一。

　　天皇陵寢作為不可褻瀆的禁地，從1850年前后開始，100多年來一直得到日本各級政府的嚴格保護，不但學術性的考察現(xiàn)場不被允許，就是考古人員也不能隨便到里面做調(diào)查和發(fā)掘工作。像1872年墳丘的方形部分坍塌，露出了橫穴式石室，內(nèi)有石棺，棺外有鎏金銅甲胄、刀、玻璃器等，但為了保護皇家圣物，只是繪制了一些器物圖后，馬上又把它們都回埋了進去。

　　不僅帝王陵墓回埋，一般墓葬也有回埋的案例。2006年上海修建9號線地鐵，施工中在沿線發(fā)現(xiàn)了一個明代雙人墓穴。但上海考古部門初步清理后未進一步挖掘，反將尸體棺木等再次回埋了——為什么要這么做呢？

　　一是上海明墓數(shù)量很多。從上世紀50年代起，同類墓葬已發(fā)掘清理了400多個，不足為奇。這次工程施工偶然挖到的明墓，實屬一般性的普通墓葬，與以前發(fā)掘的墓葬相比，最多是又增加了數(shù)量，對目前的研究并無特殊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