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是漢字的一種獨特的表現形式，也是世界上唯一一種由文字演變而成的藝術。這種轉變并不是在文字之外另起爐灶，而是漢字本身原始的內在品質的自然升華，是由漢字的特質決定的。

　　漢字的創制是先民對他們生存的自然界的認識和對自身生命感悟的記錄，他們將所認識的概念概括成一個個獨立的圖文，使早期漢字一定程度上有著與物象之間的對應性，具備了“象征”特征。雖然這種對應性不是完全絕對的，但在很大程度上的確察而可識，識而見義。而象形只是文字的表象，表義才是其終極目的。當然，除了以形表義外，漢字也有以音表義的特性，所以漢字的特質是形音義三者的結合體。就文字的“義”而言，必須通過“形”來表達，而文字的“形”，只是通過書寫一途才能表現，因而，書寫與文字的關系是直接而密切的。進一步講，書寫即是體現漢字“形”的手段。通過對“形”的書寫，實現表“義”的目的。

　　漢字的“形”是為表義目的服務的，由于漢字的象形特征，使它的“形”本身就是千姿百態，風情萬種。這與生俱來的生動性，使漢字的“形”雖無色彩而具圖畫之美，反映這種圖畫之美的手段是書寫，當書寫的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漢字的“形”便被賦予了某種精神意義，一直隱藏在實用性之下的漢字的藝術品質便得到了發掘和培養，所以漢字的藝術性是包孕在“形”要素之中的固有品質，當書寫者自覺地利用書寫來表現某種寄托時，漢字就完成了“形”的升華，具備了它作為書法藝術的獨立性。

　　漢字書法的藝術性在漢代就被明顯意識到了。隨著人們對毛筆性能的掌握和運用能力的加強，對文字構形理解程度的提高，體會到書寫的過程可以帶動情緒，尤其是奮筆揮灑之時，更能使人體會到一種心手相應的快感，人們開始主動地有意識地追求這種享受。那可斂可散的筆鋒，可輕可重的筆觸，可疾可徐的速度，竟能帶來千變萬化的線條情緒，吸引人們不顧一切地投身于此，感受著不同的線條情緒所帶來的不同節奏、韻律的趣味，快意十足，直至廢寢忘食。一時間書寫的風潮靡漫整個社會。東漢趙壹《非草書》對人們書寫的狂熱性和癡迷程度作了描述：“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漢代草書《殄滅簡》中那自在飛揚的筆勢，連屬圓轉的用筆，《甲渠簡》的用筆爽利，迅捷剔挑，讓我們禁不住會想見其揮運之時，隨著它們的用筆節奏一起呼吸。而漢代張芝《冠軍》《終年》帖的云龍霧豹，出沒隱現，變化無方，用筆練達精熟，潛氣中行，古質俊雅，更是書法所達到的時代高度的杰作，很顯然，書法給人們提供了寄托情懷的天地。魏晉時期，這種書寫表現能力已然成為士人競相追逐的技藝，并以此揚名立身，贏得尊重和自信，書法藝術充當了士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角色，王獻之“每作好書”寄與謝安，謝安或“題后答之”或“裂為校紙”，王獻之因謝安將自己的信札作答后送回而未作保留，視為對自己書法的不認可而頗感懊喪。王羲之則自信自己的書法跟漢代名家鐘繇張芝比或可抗衡，他為賣扇老嫗所書扇面題字，交代但言出自王羲之手筆，可得一百錢，足見他的書法已為人寶愛。這一時期，書寫的藝術品質越來越完善成熟，書法成為一個自覺的藝術活動，書寫作為藝術的獨立性終于得到確立。盡管人們早已被書法藝術感染得如癡如醉，為更深刻地感悟書法藝術對心靈魔幻般的召喚，不惜臥劃被、墨池水，但以書名世者一直沒有專稱，直到唐代懷素在《自敘》中評價顏真卿書法時說“顏刑部，書家者流”，才首次使用了“書家”概念。懷素自己雖幼而事佛，但并不以坐齋誦經為能，而是憑所懷書法絕技，奔走于豪門權貴，他在人前作書，往往借酒助興，頃刻間寫滿粉筆長廊數十間，他的草書線條變化奇無定則，不主故常，時而似暴風驟雨，時而似輕煙古松，時而似山開萬仞，時而似走虬奔蛇，觀者無不為之傾迷。懷素將書法藝術由士人內在修養的功能推向了表演性，不僅自身感受了書寫過程中的亢奮，也從人們的贊揚聲中獲得心理的滿足。李白專為他作《草書歌行》以稱頌。在書法的藝術性逐漸確立的同時，書法的社會功利性也相伴而生。唐代取仕制度明確規定“身、言、書、判”四大原則，書法直達干祿之途，成為士人必需的榮身之階，至此，它的藝術性和功利性高度統一。唐代因善書而博得朝廷格外垂青者諸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等，自有與當朝皇帝多一重精神交流的渠道，唐太宗追捧大王，王羲之書法便成為衡量得失的唯一標準，以投上之所好；宋代大興趨時貴書，以交結仕宦，書法的功利目的昭然若揭。明代沈度以其平整朗秀的書風而得明成祖喜愛，贊其為“我朝王羲之”，他的字被定為朝廷御文詔誥的專門用字，一手妙筆帶來的榮耀是任何東西無可替代的。至于清代科舉中的狀元，更是大多寫得一手精妙的顏體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