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柯強調，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在國外是權利人建立起來的，不是由國家行政力量建立起來的，它決策方式、分配方式是由權利人來決定的，但在中國權利人卻無法決定，這是一個重要區別。宋柯以卡拉OK為例：“依據現行法律，多數唱片公司是支持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以下簡稱‘音集協’）收取費用的，但現在的草案一旦實施，以后音集協沒必要再討好權利人了，也沒必要聽大家的意見，我們對自己不想授權的權利也無法說不。”
對于音樂人的憤怒，作為集體管理組織之一的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以下簡稱“音著協”），4月28日在官網上公布了該組織提交給國家版權局的對《著作權法》（修改草案）的修改意見。
意見中對于音樂人近一個月來提出的訴求予以支持。對于頗受爭議的第四十六條、第四十八條，給出如下建議：如果不能在獲酬權保障層面采取更有效的立法措施（即必須解決復制數量少報瞞報和設立最低付酬數額問題），則應取消錄音法定許可制度，還音樂詞曲作者以專有著作權。
令音樂人擔心自己“被代表”的第六十條和第七十條，意見中也指出：“現有的表述容易給廣大權利人以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通吃’所有權利的印象，因為沒有附加任何限定條件……協會不贊成現有第六十條和第七十條的規定，建議刪除。”
不少音樂人看到音著協態度的轉變，感到些許希望，但音樂人陳小奇卻提醒大家：第一，音著協的態度不是版權局的意見，大家不必高興太早。第二，音著協態度的轉變固然可喜，但這并不能掩蓋協會存在的眾多問題。
為此，中國青年報記者聯系到音著協總干事屈景明，他回應說：“協會的立場及工作狀況都反映在協會官網上，目前無更多可向媒體公眾交待的。”
如今，《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向公眾征集意見階段已經結束，這場維權之戰暫時畫上了休止符。
宋柯認為，音樂人是理性的，始終依據法律在抗爭，因為“法律是要權衡各方利益，如果一部法律所有侵權者看了一點兒意見都沒有，就不對了”，他覺得，立法機構能聽取各方意見是好事。
音樂產業究竟將面臨“無音樂”的絕境，還是能守得云開見月明，仍不得而知。高曉松（微博）在微博上調侃說：“年初，宋柯同學開了鴨店，春天，小柯同學開了劇場，夏天，相信還有幕后音樂人會賣西瓜，秋天，大家收了莊稼，繼續做些免費給大家使用的音樂。誰讓我們從小學了琴呢，不抱怨，拿別的當飯吃，拿音樂當酒喝，去吃鴨子，去看戲，也很美好。”（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