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方面，流行音樂也剛剛開始，發展也很快，而且中國的環境也允許流行音樂發展，卻不太推廣批判性音樂發展，甚至審美上也接受不了，到現在仍然接受不了。比如，我在電視臺演出的時候到現在還經常受到一些無理由的審查，《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紅旗下的蛋》《一塊紅布》不能通過，這些都是1990年和1995年的歌，被批準合法上市了，但這程序不被演出界承認。

　　中國新聞周刊：經過20多年，你覺得搖滾樂在中國的發展進步了嗎？

　　崔健：對中國搖滾樂生存的環境，曾經也有人說過讓搖滾樂自生自滅，但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發現搖滾樂自生，但是沒有自滅，但還是被放慢了步伐。在這種情況下，我只能說我們有一些機會，也應該珍惜這些機會，但期待正常地走路，應該是一天走十步或者一百步，所以一天走一步，對我來說就是退步，因為別的東西發展得太快了，文化發展得太慢。

　　中國新聞周刊：除了環境上的影響，這20多年會感覺到受眾也發生了變化嗎？比如年輕人、中堅力量對吶喊性、批判性的東西不再那么需要了。

　　崔健：這也是階段性的問題，一定階段下，人們對批判性的東西就沒那么需求了，我們不可能天天批判，這是一個平衡的東西。

　　但很奇怪的是，我們從全球華人的音樂品位中看不出人們的愿望，他們就想安心地生活，唱些傷感的歌，安慰一種孤獨的都市化、被冷漠的心，僅此而已，看不到任何其他的愿望。但很多年輕人關注我的態度，說明他們也在困惑，我覺得80、90后，都能聽懂我說話。

　　“我的批判性比過去強一百倍”

　　中國新聞周刊：你這20多年自己身上發生的變化是什么？從作品上看，從剛出道時是“出走式的叛逆”，現在似乎變成了一種內斂的叛逆？

　　崔健：我覺得出走型的叛逆，才是向內的叛逆，比如《假行僧》《花房姑娘》《一無所有》，自己欺負我自己，逃，好像是瀟灑，現在我把我自己的東西向外釋放，這過程當中，必須有反饋，需要有反力反襯我的反叛力，這個反力就是現實。如果我逃離現實，不在這個秤上，根本沒有重量，我說我有一萬公斤的力量，誰會相信你，拳頭有力，必須打在一個反力上，才能證明你有力。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表達的抗爭和20多年前的抗爭是一個東西嗎？

　　崔健：20多年前的抗爭和現在的抗爭大方向是一樣的，實際上具體的和力度表現不一樣了，我們在尋求自己的過程中，我們會不斷更新自己，這種更新自己的標準就是速度多快，力度多大，限制是什么樣的限制，而且你準確地發現，有些東西你是不能反的，有些東西是進步的，雖然這一步是慢的，但是不能反。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的作品，好像沒有以前表達地像給力的直拳了，而是更含蓄了。

　　崔健：人要平衡，不能全天曬太陽，也不能全天在地下室，這首歌是這樣，不能代表所有的都這樣，比如《農村包圍城市》《舞過38線》，也是很強的批判。其他作品，你覺得沒有批判，有可能是你沒有看到，我認為我的批判性比過去強一百倍，這是觀念的不一樣，但我并不在意別人不理解我，可能更在意的是別人不重視我，時間長了他會發現，有時候過堂風好，有時候也不好，隱晦的作品就像是設一個屏風，風繞一下把這邊空氣帶活。

　　“真正的發力是你又做了貢獻你又得到了互動”

　　中國新聞周刊：你曾經說過近十年的作品不成熟，是因為跟時代的互動靈感沒有了，這指的是什么？

　　崔健：談到生命就談到能量，互動就是能量。很簡單，做這件事，是因為熱情還是為了完成工作，兩個能量完全不一樣。如果是興趣加工作，這種能量就大很多，只是為了完成工作，創造性和能量就很低。我發現我跟這個社會的互動，老得讓我等，我不是說我今天寫這個歌，明天還有能量寫這個歌，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有可能是我也在等(受眾成長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