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用工成本上升等因素帶來的壓力，勞動密集型企業紛紛尋找應對辦法。有的嘗試引入機器設備，降低人工成本，有的籌備向東南亞地區轉移，使用當地的低廉勞動力。采訪中有專家建議“劉易斯拐點”到來是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良好契機，當前應從提升政府公共服務水平、引導企業走出去以及提高勞動生產率等辦法入手，推動勞動密集型企業順利轉型升級。

　　“能不用人工的就不用人工”

　　在有著“中國輕紡城”之稱的浙江省紹興縣，招工難及用工成本上升，這幾年成為輕紡企業最頭疼的問題。

　　新中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是當地紡織龍頭企業，現有員工4000多人。公司副總經理洪桂煥說，從2008年到現在，員工平均工資從1200元漲到3000多元。用工費用的上漲，迫使企業想辦法降低成本。洪桂煥告訴記者，當前企業的主要做法就是增加機器作業，減少工人數量。

　　位于溫州市經濟開發區的法派集團有限公司，同樣面臨著招工難和成本上漲的壓力。為了降低成本，公司在生產流程上進行簡化，改變過去工人等活干的作業方式，將每人每天加工服裝的數量從兩件提高到三件。

　　在記者采訪的其他地區，大多數勞動密集型企業面臨同樣問題。東莞常平賀捷塑膠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賴居山說，現在工人工資每年上漲15%，訂單價格卻不變，這個差價只能由廠家承擔，這迫使企業引入機械設備來降低成本。從今年年初開始，公司的部分生產線已經上馬機器設備。四川省川桂陽光紙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正軍說，企業用工成本越來越高，現在是能用機械的就用機械，能不用人工的就不用人工。

　　“中大企業有實力引入機器設備，小企業卻很難做到。”賴居山說。一方面，機器設備成本很高，動輒幾十甚至上百萬元，對利潤變薄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無疑是筆巨額投資；另一方面，即使引入設備，公司也將面臨人才短缺問題，缺少會使用機器的技工。

　　浙江省就業服務管理局局長仉貽泓表示，招工難和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倒逼企業主動轉型升級，減少對普通勞動力的依賴，這也對勞動力的素質和技能提出更高要求。今年6月份，浙江省技術工人、專業技術人員占缺工總人數的22.22%，呈持續上升態勢。

　　“然而，從現實情況看，勞動力素質很難適應轉型升級要求。目前，浙江省農民工占了企業用工的70%，大部分是無專業技能的普工，學歷水平為初中及以下程度。這種用工結構很難適應機器、信息化的產業升級需要，人才瓶頸問題將會越來越凸顯。”仉貽泓說。

　　“往更便宜的地方轉移”

　　“再這樣漲下去，我們會考慮往更便宜的地方轉移，比如東南亞等地。”金帝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諸建鋒表示。作為浙江省出口量和出口額最大的鞋類企業，金帝公司這幾年明顯感受到用工成本上升帶來的壓力。

　　目前，金帝公司已經在江西省鷹潭市建立分廠。諸建鋒介紹，現在企業所在的溫州市經濟開發區土地費用上漲很快，已經到了四五十萬一畝，而在江西一畝地只需要3萬元，這對企業擴大規模來說，可以節約很大一筆開支。

　　“向中西部轉移還不夠。這幾年我去孟加拉、越南、斯里蘭卡等國考察過，當地的勞動力價格非常低。”諸建鋒說。他以孟加拉國為例給《經濟參考報》記者算了一筆賬，當地的工資每月50到80美金，比溫州當地少2/3左右。

　　賀捷塑膠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賴居山說，十幾年前公司從臺灣轉移到大陸時，吸引企業的就是大陸的廉價勞動力，當時只有幾百塊錢，現在工資已經漲到3000元。近幾年，周圍一些企業已經陸續倒閉，也有的企業轉移到東南亞等地。從目前了解到的情況看，這些轉移出去的企業在初期會受到人文環境、產業鏈配套等因素制約，但一旦扎下根就能快速成長。“雖然不舍得離開大陸，但如果成本一直漲下去，公司肯定會轉移。”

　　中國歐盟商會發布的針對在華歐洲企業的2013年商業信心調查顯示，勞動力成本低廉是過去中國吸引歐洲企業來華投資的主要因素，但在今年的調查中，63%的企業將人力成本攀升列為未來在華業務最重大的挑戰，62%的企業對未來人力成本的變化持悲觀態度。

　　北京師范大學新興市場研究院院長胡必亮教授表示，除了勞動力價格的優勢外，與國內市場相比，東南亞地區很多國家是零關稅，這有利于他們吸引國際產業轉移。近年來，不僅耐克、阿迪達斯等國際知名企業將重心從中國轉向東南亞，越來越多國內勞動密集型企業也開始向東南亞、拉美或非洲等地轉移，而這將成為一個趨勢。

　　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共同努力

　　采訪中一些專家表示，“劉易斯拐點”到來是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良好契機，也是完善勞動力市場制度的一個機遇，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的共同努力。

　　在當前勞動力供求結構矛盾突出、企業招工難、成本上升的形勢下，對于政府相關部門來說，既要加強城市公共服務均等化，打造健康的勞動力市場制度，也要引導部分有實力的企業加快走出去，利用國際人力資源。同時，還要助推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快轉型升級。

　　第一，強化城市公共服務均等化，減輕勞動力流動對企業的沖擊，緩解當前企業招工難困境。采訪中很多企業負責人及打工者表示，外來務工人員越來越關注孩子的義務教育、城市治安環境及生活配套設施等方面。而大多數城市在這些公共服務領域，做得遠遠不夠，不能滿足農民工的訴求，造成大量企業存在缺工現象。

　　從短期來看，要緩解企業用工難，必須不斷補齊這些公共服務短板。對于政府來說，要在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等方面提供更多選擇，使他們愿意留在打工地。同時規范人力資源市場秩序，打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對于企業來說，要加強人文關懷，逐步改善生產環境。政府和企業聯手為農民工創造一個愿意留下，同時有上升通道的社會環境。

　　第二，引導部分有實力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走出去，轉移到東南亞、非洲等勞動力資源優勢明顯的地區。在胡必亮等專家看來，目前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受到土地價格、勞動力價格上漲等因素的制約，產業向海外轉移成為必然。東南亞、非洲等地的勞動力價格低廉，還處于工業化初級階段，也適合承接國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

　　從中期來看，走向海外尋求廉價勞動力是國內密集型企業的一個選擇。金帝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諸建鋒認為，對于那些有意向海外轉移的企業來說，在看到當地廉價勞動力的同時，更要關注當地的產業鏈上下游配套能力、關稅政策以及人文環境，做好充分的準備，否則很容易出現水土不服，不利于企業在當地扎根。

　　第三，提高勞動生產率，引導和鼓勵企業技術創新，加快產業轉型升級。一些專家表示，從長遠看，產業轉型升級才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最終出路。對于企業來說，要對現有設備進行更新或技術改造，淘汰落后設備，對員工進行技術培訓和優化組合，提高生產效率和質量，減少對低端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依賴，這樣才能從根本上緩解招工難困境。

　　對于政府部門來說，要利用稅收、土地、財政等手段，著力扶優汰劣，鼓勵企業自主創新，加強對傳統產業的改造，約束低水平低效益產業發展，推動產業的梯度轉移。同時，根據企業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政府還要有針對性地發展技工教育，加快高技能人才公共培訓基地建設，并通過培訓經費稅前列支、提供補貼等形式，鼓勵企業自主開展技能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