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震廢墟中被埋小男孩”的虛假圖片，再到“7月起老人坐火車打折”的假消息……AI生成的不實信息，已成當前網絡信息生態中的重要污染源。在此背景下，“如何治理AI謠言”也成了社會關心的問題。

　　謠言治理，也離不開平臺參與。在9月16日的不實信息治理開放日上，抖音方面就表示，謠言治理是抖音2025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分享了平臺治理謠言的“方法論”，并宣布上線“AI抖音求真”功能。

　　在AI謠言為不實消息治理帶來了新挑戰的當下，借助AI技術突破“事后辟謠依賴”的被動治理模式，構建起從謠言生成預警、傳播路徑監測到內容自動澄清的全鏈條治理體系，無疑為AI謠言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AI謠言”已成新型網絡毒瘤

　　如今，AI技術在文本生成、圖片創作、視頻制作等方面的應用越來越廣泛，只需輸入幾個關鍵詞即可快速生成一篇文章、一幅圖片、一段視頻，為內容創作提供了極大便利。

　　但AI在重塑信息生產傳播鏈條、賦能內容創作的同時，AI也讓不實信息生產制作邁入了“低成本，高逼真”階段。

　　莎士比亞曾說過：謠言是一只憑著推測、猜疑和臆度吹響的笛子。到了AI時代，謠言更是一個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輕松吹響的哨子。以往需要專門技術支撐的圖片合成、語音模仿，如今借助AI工具就可輕易完成；曾經依賴專業筆桿子的邏輯自洽作文、適合傳播文案，現在通過AIGC技術就能快速生成。

　　這帶來了兩大影響：一是謠言可以從“少量精心編造”轉向“批量高效生產”。在生成式AI大面積應用前，謠言制造多依賴人工編撰，耗時費力，成本高昂，但有了那些AI工具后，很多人無需依托技術背景和專業團隊，就可完成專業級內容制作，謠言生產成本更低了。

　　二是謠言治理難度呈指數級上升。AI生成的謠言經常會嫁接真實事件背景，呈現看似現場的畫面，引用貌似專業的數據，披上真實情形的外衣，甚至偽造權威媒體的“報道畫面”、政務機構的“公告截圖”，擬真度很高、迷惑性極強。加上謠言來源的分散、謠言數量的倍增，謠言治理難度更高了。

　　清華大學副教授陸洪磊就說，“AI謠言可以做到分平臺、分渠道、分時段、分媒介的定制化生成和發布，并且成本低廉，可以短時間內成倍率傳播，AI謠言間還能彼此交叉、共振與放大，辟謠難度大大增加?！?/p>

　　這類以圖片為憑、視頻為據為幌子的AI謠言，動輒侵害他人權益，誤導公眾認知，還制造社會恐慌、污染網絡空間，實質上已成新型網絡病毒。有些真假難辨的“小作文”，就讓企業遭遇重大損失；假消息熱傳后頻現的反轉，也讓“狼來了”在現實中頻繁上演……足見其危害之深。

　　“用AI治理AI謠言”是個有益有效的思路

　　未來學家凱文·凱利曾說過：對于科技帶來的問題，永遠不能靠減少科技來解決，而應該發明更好的科技。

　　AI謠言的“定制化、門檻低、識別難、破壞大”特點決定了，以往響應滯后、覆蓋有限的“人工審核+事后辟謠”被動應對模式難以應對AI謠言的挑戰?！敖忖忂€須系鈴人”，技術帶來的負外部性，也需要技術層面的突破性解決方案來消除。

　　抖音推出“AI抖音求真”功能，將AI大模型能力用在謠言治理上，對謠言“發現即管控”，就趟出了通過技術創新推動謠言治理從“被動攔截”到“主動防控”的新路徑。

　　在技術識別層面，引入AI大模型能力，可重構謠言治理的全鏈路。

　　以往謠言治理高度依賴人工，經常需等待媒體報道或機構發聲提供辟謠信號，再由運營人員將謠言信息納入數據庫，進而回查下架相關內容，單例處置時效常以“天”為單位。

　　隨之而來的，就是馬克·吐溫那句名言得到應驗：“當真相還在穿鞋的時候，謠言就已經跑遍半個地球了?！?/p>

　　但抖音謠言治理大模型如同全天候在崗的“謠言鑒定專家”，能主動召回平臺內達到一定熱度的所有資訊內容，通過“視頻信息提取—主旨提煉—聯網檢索—風險研判”的全自動化流程完成甄別。在AI賦能下，不實信息處理效率得到了提升，單例謠言的處置時效被縮短至“小時級”，大幅降低了謠言擴散風險。

　　由于信源庫涵蓋權威媒體報道、政務公開平臺及歷史謠言樣本，還能精準定義“內容誤導性”“公共價值”“可證偽性”等核心特征，避免人工審核的主觀偏差與精力局限，因而謠言研判的準確性也會更高。

　　數據顯示，將AI大模型技術引入謠言治理工作后，一個季度內平臺謠言曝光量下降67%，這是對AI治理有效性的直觀注腳。

　　在用戶賦能層面，“AI抖音求真”功能的推出，也能構建直達用戶的“認知防線”。

　　如果說后端大模型是從技術維度筑起防火墻，那“AI抖音求真”功能則是面向用戶提供甄別工具。

　　今年4月，抖音曾推出“辟謠卡”功能，會在用戶搜索謠言相關信息時進行提示；此次升級的“AI抖音求真”功能，則將辟謠提醒從搜索延伸至瀏覽，實現了辟謠服務全場景嵌入。

　　一方面，當用戶瀏覽疑似不實信息的視頻時，頁面會掛載“求真”跳轉鏈接，點擊即可進入“求真卡”查看完整事件脈絡與澄清信息；另一方面，當用戶搜索相關關鍵詞時，“求真卡”會優先呈現，包含事件溯源、權威報道、當事人發聲等核心內容，對確認謠言的信息還會顯著標注“謠言”或“存疑”標簽。

　　這種“遇事不明，一鍵查證”的設計，可以讓用戶從被動的信息接收者轉變為主動的真相探尋者，激發他們在信息消費場景中完成事實核查的主動性，提升其識謠辟謠的辨別力。

　　技術防治是屏障，多方共治是基礎

　　用AI治理AI謠言，形成“技術識別+用戶賦能”的雙螺旋，的確能將謠言防治的屏障筑得更高，但也要看到，謠言從生成到傳播，往往是寄附在復雜的社會土壤之上，僅依靠平臺側的積極作為、技術端的能力提升，仍無法滿足筑牢謠言防止網絡之需。

　　哈佛大學教授桑斯坦曾在著作《謠言》中說過，謠言有三大傳播機制：信息流瀑、群體極化、偏頗吸收。不少謠言黨就精準拿捏了受眾心理，會精準捕捉其獵奇心態、焦慮情緒，針對儲戶擔憂編造“千萬存款消失”故事，針對老年人編造“養老政策大變化”謠言……

　　而無論是神經學中的“大腦對壞刺激的反應比對好刺激的更強烈”，還是心理學中的“首因效應”，都表明，那些甄別能力薄弱的人群必然會成為謠言易感人群。

　　還有，信源污染與識別難題也會給技術治理“上難度”。謠言治理大模型的準確性高度依賴權威信源的及時性與完整性，但在實際場景中，部分突發事件的權威信息發布存在滯后性，而自媒體卻已編造“內幕消息”搶占傳播節點，此時平臺也難以立即判定其為謠言，這難免會帶來治理空窗期。

　　更何況，如今部分謠言制造者也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通過“模糊表述”“摻雜部分事實”等方式降低虛假特征的顯著性，其甄別難度遠高于那些“一眼假”信息。

　　鑒于此，要真正破解謠言治理難題，還需構建“平臺主導、媒體聯動、用戶參與”的社會共治體系。

　　在此過程中，平臺作為信息傳播的關鍵樞紐，需要從技術與運營等維度持續發力：借助AI提升對深度造假、隱性謠言的識別能力，建立謠言治理的透明化機制，定期發布治理報告，公開謠言特征、處置數據及功能迭代方向，并建立跨平臺的謠言數據庫共享機制，就是必要之舉。

　　政務與媒體機構作為辟謠主力軍，該充當起壓艙石作用：媒體當建立熱點事件的快速核查機制，第一時間發布事實信息，擠壓謠言生存空間；政務機構可借助平臺開設官方賬號，針對民生政策、公共安全等高頻謠言領域，主動發布科普內容，從源頭減少謠言滋生土壤。

　　提升信息發布時效性與精準性，填補信息真空，就是從源頭減少謠言滋生空間。

　　用戶作為信息消費者，需提升媒介素養：在蕪雜的信息環境重構了“有圖有真相”和改寫了“眼見為實”的語境中，用戶該多些謹慎采信、少些偏聽盲信，避免成為謠言傳聲筒。

　　抖音的“AI抖音求真”為用戶提供了查證工具，但用戶形成主動查證的意識，才能將其價值最大化。唯有每個人都能成為謠言過濾器，構建起無死角的治理網絡才不是奢望。

　　謠言治理的本質是對信息生態的凈化，是對社會信任的守護。所以它需要以技術為盾，更需要以共治為基。

　　可以預見的是，接下來，謠言與治謠的博弈還將長期存在。這場博弈的勝負，建基于平臺的技術創新能力，更取決于全社會的協同程度。也只有平臺堅守技術向善的底線，媒體扛起積極發聲的責任，用戶養成理性辨別的習慣，形成治理合力，才能更有力地遏制謠言的傳播，還信息生態以健康，還網絡空間以清朗。

　　(文/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