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亞地區的FDI流入回彈至390億美元，盡管當地的政治風險和障礙需要解決，不過采掘業并購的興起推動了南亞地區FDI的流入。西亞地區依舊受到區域和全球性危機以及2011年該地區動蕩局勢的影響，FDI流入量連續第三年下降，2011年僅為490億美元。

　　由南美的FDI增長驅動，流入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外資增長了16%，至2170億美元。本地區最大的東道國巴西的FDI流入量達到667億美元。該區域的部分國家日益注重產業政策的運用，并通過提高關稅等政策手段鼓勵本地生產。此類政策已經開始影響跨國公司的生產選址，并導致所謂“壁壘跳躍”（barrier-hopping）型的FDI流入。

　　對于東南歐的轉型經濟體，獨立國家聯合體（CIS）和格魯吉亞，經過兩年的停滯之后其FDI有所復蘇，達920億美元，大部分由跨國并購交易組成。在東南歐，由頗具競爭力的生產成本和自由進入歐盟市場推動，其制造業FDI增加。

　　獨聯體國家中，資源型經濟繼續從自然資源尋求型FDI中獲益。俄羅斯聯邦繼續占據該地區FDI流入的最大份額，其FDI流入增長到歷史第三高的水平。

　　2012年，歐元區危機和大多數主要經濟體復蘇的脆弱性將對發達地區FDI的復蘇形成嚴峻考驗。

　　并購數據表明，與2011年同期相比，發生于發達國家的企業跨國并購在2012年前3個月下降了45％。綠地項目的發布數據顯示了相同的趨勢（下降24％）。雖然2012年貿發會議的預測表明北美FDI流入保持穩定，歐洲FDI流入溫和增長，但這些預測仍存在相當的下行風險。

　　投資政策雙向調整

　　各國的投資政策呈雙向調整趨勢：一方面，大多數國家仍繼續開放并促進各行業的外國投資以刺激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新的監管與限制措施也進一步出臺，其中包含基于產業政策的考慮。

　　更多國家調控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政策領域：（1）通過引入新的進入壁壘或強化甄別程序（如農業、醫藥行業），對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政策進行調整；（2）針對采掘業，制定更多監管政策，包括國有化程度要求；征用或撤資要求；提高企業所得稅率、特許使用費以及合同重新談判的成本。

　　該兩項政策都是基于產業政策的考慮。

　　2011～2012年，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流出，很多國家采取了更重要的措施。鑒于國內的高失業率，引發一系列擔憂，即FDI流出可能會導致就業出口，削弱國內工業基礎。其他政策目標包括諸如外匯匯率穩定和改善國際收支平衡等。已經付諸實施的政策措施包括FDI流出限制以及外商投資遣返激勵兩方面。

　　國際投資決策不斷變化。每年新增的雙邊投資協定（BITs）數目持續減少，區域投資決策則在加強。可持續發展成為國際投資決策中一大重要因素。許多有關“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的改革設想涌現，但尚未付諸實踐。

　　截至2011年底，國際投資協定包括3164項協定，其中2833項雙邊投資協定(BITs)和331項“其他國際投資協定”（主要包括涵蓋投資條款的自由貿易協定、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和區域協定。2012《世界投資報告》主要國際投資協定中將不再包含雙重征稅協定）。

　　2011年共計簽署47項國際投資協定（33項雙邊投資協定和14項其他協定），與2010年的69項相比，傳統投資協定的簽署繼續失去動力。造成該種現象，原因在于：（1）逐步轉向區域性協定的制定；（2）國際投資協定越發飽受爭議并具有政治敏感性。

　　雖然，數量方面，雙邊協定仍占主導地位；然而，經濟意義上，區域主義日益重要。這種轉變能鞏固和統一投資規則，表明邁出了多邊主義的第一步，新協定無需淘汰舊條約，舊條約亦不能代替新協定。區域化將增加協定層，而并非導致協定簡化和趨同，促使國際投資協定網絡更加復雜以及傾向于重疊和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