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開始投了很多份簡歷都石沉大海，后來才明白，沒有回復就是答案。”今年年初，即將在西北一所高校畢業的馬長森剛結束實習，便又轉向另一場求職“海投”之旅。
參加線上招聘會、不間斷地刷招聘類公眾號消息、加入各企業的求職招聘群……馬長森初步估計，那段時間他投遞了約上百份簡歷，能夠收到筆試、面試通知的有一半左右。
讓馬長森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他完成了3場線上筆試，從早晨9點開始做筆試題，直到晚上9點才結束。盡管實際情況往往是篩選簡歷、參加筆試后就被pass(淘汰)了，但馬長森依然格外珍惜每一次進入筆試的機會，他覺得一輪又一輪的考試也是一次又一次的“經驗值”累加。
今年，首批00后本科畢業生即將步入職場，就業話題屢屢成為討論焦點，當“00后整頓職場”“00后拒絕加班”等看似“叛逆”的熱詞沖上熱搜時，殊不知他們中的很多人早已把求職看成了一場“升級打怪”的體驗過程。
海投簡歷也要抓住機會 和“雞血”舍友相伴求職
剛開始，馬長森對自己非常不自信，甚至在一次面試中，他差點兒被面試名單“嚇暈”過去。
這是一家位于北京的世界500強企業，馬長森對工作內容、發展空間等各方面都非常滿意，便投遞了簡歷。而在參加面試時，他發現競爭同一個崗位的，還有來自牛津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國內外知名高校的畢業生。
今年6月，一份由網絡求職平臺發布的《2022年畢業季調研分析報告》顯示，一線城市因就業機會、經濟實力與區位優勢較為突出，仍為大部分畢業生工作首選城市。但生活成本較低、宜居度高的新一線城市更加受到00后的青睞。此外，六成畢業生表示薪酬待遇、個人發展、晉升機制是求職最看重的因素。
在馬長森看來，他更愿意把求職描述成一場追尋“雙向奔赴”的旅程，“需要自己努力也需要‘看眼緣兒’”。
等待的過程是難熬的，這期間摻雜著成長的苦惱和未知的不確定性。不過，馬長森的“海投”策略逐漸起了效果，一段時間之后，他總會被“莫名其妙”地通知筆試面試，在他看來這要歸功于他的“雞血”舍友。
以前，馬長森的簡歷總會因為內容重點不突出、與崗位匹配性不高而被pass，而馬長森的“雞血”舍友仿佛比他更加了解他，不僅能幫他回憶起一些重要的實踐經歷，還會幫他分析不同經歷與不同崗位的匹配性。“我還是我，但調整了表述方式就會變成亮點”，馬長森從沒想到自己有這么多與求職相關的經歷和優勢，更沒想到舍友幫助他建立起了自信。
除了更新簡歷，“雞血”舍友還會參與每個人求職的其他環節，從分享招聘信息、分析崗位的可行性到投遞簡歷，以及之后的每一輪筆試面試。“他在幫助我們從被動等待變為行動起來。”馬長森說。
同齡人抱團取暖 求職“避雷指南”在社交平臺上線
互聯網上也掀起了一場陌生人間的就業經驗分享行動。
今年年初，從英國留學回國的張童，原本計劃投遞幾家“排得上號”的頭部金融企業，但投了十幾家也被拒絕了十幾次，她感覺自己的求職難度直線攀升到了“困難模式”。
張童開始分析自己的就業目標是否現實，她發現自己心儀的崗位更加看重編程能力、數據分析能力，而恰恰她的教育背景里缺少這些能力。于是她將目標轉向與自身經歷最符合，并且門檻稍低的崗位，不久后便收到了第一份offer。
根據實際情況調整自己、正確認知自己，是張童在這段經歷中最大的收獲，她想記錄下自己的成長。收到offer的當晚，張童就在社交媒體上更新了一個名為“2022應屆生血淚教訓”的帖子，一夜之間這個帖子收到了上萬條的點贊、評論和私信。
張童沒想到帖子“火”了，更沒想到存在求職困惑的同齡人有這么多。為了幫助更多的人，張童把自己的整個求職過程劃分為“正確認知自我”“準備簡歷”“筆試面試經驗”三個大專題，并詳細記錄下自己在每個階段的心態轉變以及應對辦法。
在社交平臺分享求職經驗的人還有很多，方式和內容各式各樣。比如，各行各業的年輕人拍攝自己的工作Vlog；畢業生們分享“避雷指南”經驗帖；組建“應屆畢業生反焦慮”“今天有收到offer嗎”“校招遺漏人才自救中心”等互動交流小組。
張童覺得，這種方式會減少信息壁壘，進而消除自己小世界的不確定性，還會收獲一些正反饋。“但經驗帖只是參考系，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坐標和境遇，最終解決問題還是要靠自己”。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青少年與教育社會學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朱迪認為，對于年輕人來說，這是一種更有效的解決問題的方式。年輕人不僅可以跨地域、跨空間去分享經歷和經驗，還能搜索到行業內前輩們的帖子，實現了跨代際、跨行業的交流，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可以幫助他們規避一些人生“彎路”。
為何年輕人嘴上說“躺平” 實則拼命努力
當00后們加入職場，“躺平”“佛系”“擺爛”等網絡詞語逐漸走紅，但也出現了“內卷”“支棱起來”“沖沖沖”等代表著奮斗的熱詞。看似矛盾的詞語背后卻映射出新時代下，年輕人對工作的新定義。
朱迪曾經對比研究過近20年來國內外關于價值觀問題的調查數據，她發現，當代年輕人更加追求工作與生活、家庭之間的平衡；相對于其他發達國家，中國年輕人的工作至上倫理相對較高，但從我國縱向發展數據來看，相較于20年前有所下降。
朱迪認為，當年輕人的工作至上倫理下降之后，他們更多地追求情感滿足以及自我實現，為工作而犧牲休閑娛樂的觀念在下降。不過，一旦生活壓力凸顯出來，年輕人更加愿意為改變生活去付出更大的努力。
畢業于北京某高校的王文萱，就是在一輪又一輪的求職招聘過程中逐漸找到了自己角色的定位。從去年9月開始，王文萱前前后后投遞了十幾家位于北京、上海的互聯網公司，但最終都止步于最后的面試環節。面對高昂的房租和工作壓力，王文萱決定選擇離開一線城市。
不過，回到家鄉的王文萱并沒有從此輕松。在她看來，小城市的機會相應減少了很多，一份好工作往往更是“擠破了頭”。
如今，在小城里的王文萱在努力去尋找一份“好工作”。她覺得，不管在哪個城市、做著什么工作，永遠保持努力、保持樂觀才是人生應有的命題。
年輕人如何找到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朱迪認為，年輕人需要反思自己對“好工作”的定義標準是來源于他人的想法、社會大眾的認知，還是真正符合自己價值追求、興趣愛好的標準，如果一味地對“好工作”設定嚴格的標準，很有可能是在給自己的發展設限，進而失去很多機會。
“年輕人找工作沒必要短時間內追求完美，當自己把嚴格的標準變為限制時，就可能成為達到完美路上的最大障礙。”朱迪說。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王文萱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許子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