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圖/藍鳥

    調查表明，今年“十一”黃金周，堵、擠、貴是受訪者最大的感受，除此之外，還有部分人感覺自己黃金周之行折騰、鬧心、后悔、被宰，等等。本該玩得很盡興的七天長假最終以懊惱的方式結束，相信這是很多人的真實感受。于是節后關于取消黃金周的議題再次被提起，而對于到底什么樣的休假制度才是符合我國國民的真實需求成為很多人的思考。休假制度到底該朝怎樣的方向發展？

    我國假日總量真的到達極限了嗎？

    一個常識性的叩問：既然大眾對黃金周可能或注定發生的擁堵情形完全知情或完全可預見，旅游活動并不具有任何強迫性，黃金周旅游的服務質量與體驗價值又廣受詬病，那么，具有自主選擇權的游客們為什么還要“千軍萬馬”去擠十一黃金周這座“獨木橋”呢？

    其實，中國人雖然“被集中放假”，卻不是“被集中旅游”，因為政府、民俗、道德都沒有強迫民眾旅游，更沒有強迫民眾集中旅游。“黃金周集中出游”導致景區擁堵這種貌似不理性的現象，只能說明一個真相——就是長假供給的短缺，帶薪休假落實不到位乃至在可預見的將來無法落實到位。黃金周集中出游是每一個旅游者基于知情、自愿、無奈的理性選擇。

    春節滿足的是民眾關于家庭團聚、文化傳承的傳統精神的需求，黃金周滿足的則是日益增長的以旅游消費為載體的現代精神需求。毋庸諱言，對于當今的中國主流人群來說，春節這種傳統精神需求雖然依然很重要，但已經呈現逐漸衰減的態勢，而旅游這種現代精神需求卻是與日俱增，春節出游也變得越來越普遍。

    民眾旅游消費需求釋放的瓶頸，不在于消費動機，也不在于消費能力，只在于長假短缺，而增加長假供給無非兩個途徑——切實推行帶薪休假和增加黃金周。其實，單純推行帶薪休假，把帶薪休假落實到位，是不是就可以解決集中出游的問題呢？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這是一種想當然——盡管帶薪休假在歐美及日韓得到了全面普及，但其圣誕節前后依然自發形成類似我國春節一樣的交通高峰，每年夏天地中海沿岸也是人山人海地集體度假，日本人在春天看櫻花更是萬人空巷。何況即使最樂觀的《全國旅游休閑綱要》，也只設定了在“2020年基本落實帶薪休假”的戰略目標。如果只比較法定節假日的數量，我國已經處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加上帶薪休假的因素，我國就處于全球倒數的位置。因此，現階段疏通民眾出游需求“堰塞湖”，解決出行“擁堵”問題的現實之道是，在進一步切實推進帶薪休假制度的基礎上，通過增加2—5個法定假日，以增加一個黃金周、同時延長春節長假。

    毫無疑問，一個社會的特定發展階段，一定存在假日總量的極限，但這個極限在哪里？ 在2007年以黃金周存廢為核心的法定假日調整之爭中，參與討論的許多專家都不假思索地預設了一個前提——就是我們的全年休假日達到了114天，這已經是我國目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可以承受的極限。如果真是一個極限，應該是在相關研究和論證之后，才能得出結論。事實上，1993年實行大小周末制度、1995年實施周五工作制、1999年增加3天法定假日、2008年增加1個法定假日，都是沒有經過科學論證的，或者說，因為其無比復雜的程度，現有科學手段無法加以測定。如果不加以研究與論證，或無法進行測定，就斷然否定再增加法定假日的可能性，當然是極不嚴肅、極不科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