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后，當劉楊和他的合作伙伴在創業之路上馭風疾行之際，不知是否還會記起，當年那段奔波于北京月壇南街38號院的日子。

　　月壇南街本是北京西城一條長不過五六百米的寧謐小路，卻因周圍星羅棋布著23家副部級以上單位而收獲外號“部委街”。作為整條街上最具人氣的所在，38號院內則坐落著兩大實權部門——國家發改委及其旗下的能源局。

　　彼時，劉楊還是某民營能源企業負責政府公關的專員，這座大院自然要三天兩頭前往拜訪。

　　“企業里做政府關系、對外合作的，平時的工作就是跑能源局。有時恨不得每天都去。去了其實也就是找領導吃個飯順便咨詢一下，問問對某個擬申報項目的看法、打聽最新的行業政策。”劉楊說。

　　在他看來，去了未必有多大用，“但公司給工資就是讓你干這個。有事沒事都得聯系人家，吃頓飯也不一定是為了辦事。”

　　這樣的日子直到一年前劉楊開始創業才告一段落。那之后，他再也沒踏足38號院。不僅他不去，那些當初和他一樣頻繁跑能源局的同行們也明顯疏懶。

　　“最近的確冷清多了。”盡管已置身局外，劉楊對局里的事仍了如指掌，“聽說里面的人現在都很謹慎，該干啥干啥，沒其他想法。”

　　這樣的轉變源自能源局過去一年來發生的一系列變故：

　　就在劉楊開始創業的一個月后——2013年8月份，原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雙開”(開除黨籍和公職)，并移交司法機關處理。

　　今年5月21日，最高檢通報了國家能源局核電司司長郝衛平、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被立案偵查。僅僅兩天后，最高檢又宣布以涉嫌受賄罪，依法對國家能源局副局長許永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長王駿立案偵查并采取強制措施。

　　到了6月份，有消息稱國家能源局電力司副司長梁波被帶走調查，后者成為今年能源局第5名落馬的官員。

　　如果加上石油、電力系統的落馬人員，整個能源系統過去一年多來“出事”的官員及高管不下20人。

　　一時間，能源圈幾成“腐敗圈”，圈內人人自危、噤若寒蟬。

　　王駿那些事兒

　　6月下旬的一天，記者趕到月壇南街38號時已臨近正午。周圍嘈雜不休的蟬鳴襯著大院里那棟巍峨肅穆的高大建筑，在濕熱的天氣中令人愈感煩悶。樓下大門外，十余級臺階上，進出者行色匆匆，有的甚至還提著拉桿箱，但每個人臉上卻掛著同樣焦灼不安的表情。

　　外人并不知道，就在這棟大樓的頂層其實還有個陽光房，里面配置了數個可供打羽毛球和乒乓球的場地。

　　“發改委和能源局經常組織自己人打球，每周都會固定打幾場，有時也會請我們去觀戰。”有著多年部委跑項目經歷的白符凡(化名)對上證報記者說。

　　據說，以往能源局是打乒乓的人多，尤其一些上歲數的男性官員，但最近風向陡變——幾乎沒人打乒乓，全改打羽毛球了。

　　“那是因為江湖上傳當年打乒乓的人中有不少被‘干掉’了，而至今沒出事的那幫人都是打羽毛球的。”白符凡道出個中真相。

　　于是乎，一些跑項目的人也開始練起了羽毛球。

　　而在之前被立案偵查的能源局官員中，王駿確是出了名地愛打乒乓。

　　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胡學浩向上證報記者證實了王駿愛打乒乓的說法，“原先周末還和他經常在一起打。”

　　在他看來，盡管王駿乒乓球技不錯，很多觀點卻不足為數，“平時碰到還會和他理論理論。”

　　他給記者敘述了一則關于王駿的小故事：“有次開智能電網論壇，會上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國家應大力發展新能源。王駿當時是最后一個發言，因為他官最大。他卻說，‘你們都要發展新能源，但需要錢，需要補貼，這些錢從哪里來？還不是來自老百姓？’”

　　“他意思是光伏不可能太快發展。這話一說大家也無可辯駁，因為他是制定政策的人。但其實我和他的看法并不一樣。2005年，我們為發改委做個可再生能源發展規劃項目，當時提出的裝機目標是2020年要達到3000萬千瓦。這個目標還算保守，也受到太陽能學會專家的認可。沒想到，最后發改委批下來的數字只有180萬千瓦。”胡學浩說。

　　這個規劃其實就是2007年那份飽受爭議的《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其規定：太陽能發電到2010年達30萬千瓦，到2020年達180萬千瓦。

　　耐人尋味的是，王駿原本到今年6月就可以退休。不料就在退休前的一個月，他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長任上落馬。也正因此，不少輿論都認為他“出事”與主政新能源有關，甚至懷疑禍起金太陽工程中的招標腐敗。

　　記者從多位接近高層的人士處證實，王駿此次“出事”與新能源幾無關系，完全是由于當年在電力審批過程中出的問題所致。

　　神秘的電站“路條”

　　事實上，今年以來能源局被帶走調查的5人中有4人都曾在或仍在電力司(電力處)任職。

　　以王駿為例，他早在2001年就擔任國家計委基礎司電力處處長，在2002年升任國家計委基礎司副司長后，接替他的則是郝衛平。郝與許永盛又都在2008年進入電力司領導層，分別擔任電力司副司長與司長。

　　至于5人中唯一長年分管煤炭口的魏鵬遠亦因上下游關系與電力有所交集。而這些人之所以“出事”無不與當年的項目審批有關。

　　“當年電力處權力很大，各省做能源投資公司、電站、燃煤電廠都要他們批，就是所謂批電源點。”江蘇一家大型火電企業負責人對上證報記者說。

　　他透露，一個項目要通過審批，首先需要拿到發改委的預核準文件，即發改委同意開展前期工作的函，俗稱“大路條”。

　　而要拿到這么一個“大路條”，沒有3、5年跑不下來，有些甚至要跑20多年。對項目業主來說，只有在拿到“路條”后，才能進一步申請環評、水土保持、礦產壓覆、地質災害、土地預審、電網接入等其他支持性文件，最后才是等待發改委的正式核準。

　　“對電力司來說，別說一個司長，就是處長權力也非常大，原因在于項目初選要經過他們之手。如果處長認為這個項目不行，甚至都不會往上報。有時，即便司長、局長打過招呼的項目，處長也有可能從專業角度提出否定意見。”該負責人說。

　　除了發改委外，項目報批過程中也會遭遇其他部門的“卡殼”。“說到底，‘衙門’實在太多，使得要拿一個核準批文難度非常大。”白符凡說。

　　但在劉楊看來，很多項目并非一開始就那么難，恰恰是爭的人越多導致權力介入越深。

　　“本來領導沒反應過來，突然一下有十個人去找他，他就會覺得這事兒含金量高，不用著急辦。事實上本來是很容易辦的，但他一定要顯得很不容易辦，拖著你，因為拖你對他自己肯定有好處——你就會來找他。”劉楊說。

　　在這種情況下，整個審批的過程變得阻隔重重，以至于有了核準個項目平均要蓋48個章的說法，且這個數字只多不少。

　　但白符凡認為，就算48個章一個個敲也不要緊，不用花太長時間，“關鍵是每個部門的各級領導、甚至小到一個科員都可以來卡你”。在這個過程中，還有同行來競爭，“你不通路子，別人通路子，他要是先批了你還會有戲嗎？”

　　“當然，也不是絕對拿不到，就需要費點錢了。”白符凡語帶調侃。

　　他舉了個20MW電站項目的例子。正常情況下，申報成功的話全部費用至少要200多萬。這其中，約75%是花在剛性用途上，如可研報告等；剩下的25%中很多是冤枉錢，如被中介黑、用于灰色目的等。

　　“有些錢是說不清楚的，比如開評審會要請很多專家、領導，每個人都要給費用，有時開一次就過，但有時候就‘老得開會’。還有些時候，不是先收，而是后收。項目成了，你再給。給不給那是你的事。你也可以不給，但以后就別混了。”白符凡說。

　　也正是在這種你情我愿的心照不宣中，大量利益被悄然輸送。

　　“過去十年搞電力審批的官員幾乎被抓空了。就這幾個人，過去十年批出去幾萬億，只要占上一點點便宜就數目驚人，更何況他們那幾年幾乎天天都在干這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疆對上證報記者說。

　　石油是“黑”的

　　除電力項目審批外，石油、煤炭同樣是另一個腐敗高發地帶。

　　以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來說，一個已流傳甚廣的段子就是被調查時他家中被搜出上億元現金，并燒壞四臺點鈔機。魏本人也因此得到“億元司長”的諢號。

　　但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一億元對一個手握大權的副司長來說根本不算什么。

　　“貪一個億算啥？煤炭好的時候，有煤老板叫嚷：我立馬可以提給他一個億，因為他的一個簽字就可以讓我成為十億甚至百億富翁。”能源專家、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管清友對記者說。

　　上述江蘇電廠負責人也表示，魏鵬遠一個人要管那么多項目，就算每個只收三五百萬，20個就是一個億，如果大家都這么搞，別說一個億，貪五、六個億都很正常。

　　相比之下，石油領域的腐敗則差異很大——涉及上游的項目，往往和煤炭一樣涉資驚人，但下游領域則各有乾坤。

　　原中國商業聯合會石油流通委員會會長趙友山告訴上證報記者，十多年前，負責審批油庫和石油企業批發權的部門就權力很大，有些企業啥都沒有照樣批，有些企業手續很全卻就是批不下來。

　　“所謂的門檻都是設給那些沒有能力的企業看的。對一些有能力的企業來說，弄個假材料都能拿到批文。”趙友山說，所謂“有能力”就是指企業有沒有給相關負責人送禮，如果企業不送，他們就以種種借口說企業不符合條件不給批，逼得企業只能掏腰包。

　　具體要掏多少？趙友山透露，當時要拿一個成品油批發資質，企業普遍要給分管負責人20萬。而成品油批零環節同樣存在無孔不入的尋租現象，尤其多發于過去成品油定價機制未理順、市場上“油荒”頻仍之時。

　　業內熟知，每當“油荒”來襲，“黑市油”就會紛紛浮出。而每逢這一時刻，兩大石油集團地方銷售公司的辦公室總是人頭攢動——市場上油越緊張，銷售公司手里的成品油批發“條子”就越珍貴。而那些拿到油的民企往往并不急于銷售，大多“囤油”待漲。于是，一邊是“黑市油”價水漲船高，另一邊則是“油荒”愈演愈烈。

　　在此期間，以黑市油為寄生對象的油販子漫步在市場的灰色地帶、游離于法律的真空區間。他們嗅覺敏銳，如影隨形，通過囤油、倒油、摻油牟取了巨額暴利。

　　“成品油黑市是由能源領域的壟斷造成的，而壟斷必然導致腐敗。”中國石油業國際產業投資聯盟秘書長崔新生頗為隱晦地告訴記者，中國的民營油企大多是“腐敗式”生存，“只要把相關人士的私人問題解決了，則公的一塊不是問題。”

　　“石油是黑的！”崔新生最后一字一頓地說出這句雙關語。

　　反腐的本質就是反壟斷

　　在很多人看來，中央針對能源領域連續打出的反腐重拳，除了要滌清行業生態外，另一大重要目的還是為下一步改革掃清障礙。

　　“劉志軍和蔣潔敏的被抓對所有央企都是個警示：這輪改革中，不存在有人能擋路的問題。”一位中央智囊人士對記者說。

　　在他看來，能源局官員的腐敗雖然惡劣，卻還不及國企腐敗為害深遠。后者經過長期壟斷的熏染，已形成一個個利益群體，就如同擁有強大自我復制能力的DNA分子一般，借助自我強化與再造，滲入經濟、政治、社會的方方面面，實現對國家經濟生態的深度掌控——經濟寡頭由是形成。這是腐敗背后的真正威脅。

　　“本質上，能源反腐就是反壟斷，而壟斷在經濟領域的代表就是利益集團。”吳疆說。

　　在吳疆眼中，電網就是這樣一個典型。“電力領域的很多事，電網只有滿意了才去干，不滿意就不干，如內蒙古電力外送，發改委批了幾條特高壓500千伏，已經核準了，電網就不開工，逼著能源局批特高壓1000千伏。經過多年壟斷，電網企業已缺乏制衡、難以監督。”

　　這里的壟斷包含了四重含義：一是調度壟斷，即之前作為公共權力的電網調度進入到企業，且是作為市場交易一方的企業；二是業務壟斷，獨家買賣令電網成為唯一的買主和賣主，可充分享受壓價；三是規模壟斷，如國網已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電力企業；四是上下游壟斷，電網不僅一家采購國內80%的電力設備，甚至還把生產特高壓裝置的企業都收購了，既模糊了成本，更阻礙了技術創新。

　　“四重壟斷在市場經濟中很罕見。因為壟斷本是企業追求的目標，其在有機制保護創新的情況下不可能永遠存在。但中國的情況是通過制度固化了壟斷。”吳疆說，“電力行業作為基礎產業，沉淀資本非常高，每年約有一萬億投資，這使壟斷格局幾乎無從改變。”

　　而反腐的目的就是為了切斷壟斷利益集團向經濟寡頭突變的基因鏈。為此，需要一場真正的能源體制革命——這就是為什么中國要進行電力、油氣體制改革的真正原因，而反腐則為此做好了鋪墊。事實上，在改革過程中，腐敗常常如影隨形。但隨著“腐敗”這一“寄蟲”的膨大，其對“寄主”——“改革”也日益構成巨大的威脅。故此，用反腐來騰出改革空間、再用改革來肅清腐敗溫床就成為中國必須走、或者說不走就無以為繼的必由之路。

　　“現在外界認為抓人是為了給改革掃清障礙，但如果再過幾年還是光抓人、不改革，那抓這么多人仍舊沒什么意義。能源制度不變革，人永遠抓不完，還把新人給害了。”吳疆說。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前所長周鳳起在接受上證報記者采訪時也認為，能源腐敗與能源管理體制有密切關系——在高度集權批項目的體制下，很多審批都得走非法道路，且數額驚人。

　　他認為，能源領域的計劃經濟烙印很深，很多問題都涉及利益群體，后者要向上層做各種工作，有些合法，有些就可能隱蔽。正因此，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提出的“推動能源體制革命、還原能源商品屬性”行動就變得格外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