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作家并不在生活之外，何談“深入生活”？但對許多作家來說，自身有限的生活范疇確實無法滿足更廣視野的寫作“野心”。“作家掛職”，最早就由這種需求所催生。但相較其他“深入生活”的方式，它引起了更多的關注和爭議。這多出來的“關注與爭議”，主要是因為它與公權力的接壤，觸發了人們對于其間“界限”的疑慮。

　　“深入生活”，是文藝創作領域探討不休的話題。這道題，現代文學史上“為人生”、“為藝術”之爭曾涉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又給出了一個更大的框架。中國作協2009年公布《作家定點深入生活的暫行辦法》時，曾總結此前作家深入生活的多種形式：組織作家采訪采風團、建立文學創作基地、聯系安排作家掛職鍛煉……顯然，“作家掛職”僅僅是解答“深入生活”這道題的一種條件，它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琳瑯滿目”的采風浮光掠影之不足，也確實產生了令人矚目的效果。

　　陜西是實踐作家掛職這一形式較有代表性的地域。柳青在上世紀50年代掛職陜西長安縣，定居皇甫村十余年寫作《創業史》的經歷，是廣為人知的典型。1985年，作家路遙到銅川礦務局掛職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在礦區開始創作的《平凡的世界》長銷至今。進入新世紀，陜西省委組織部和宣傳部聯合發出《關于選派文藝家赴基層兼職深入生活的意見》，一大批作家由此深入陜西省各縣、區掛職。而在全國范圍內，從中國作協到各省市，都曾將“作家掛職”作為支持創作的重要舉措。

　　對一些迫切需要通過各種方式獲得創作靈感、積累素材的作家來說，以“掛職”的形式進入社會矛盾最集中、現實要素最密集的地帶，從局外人變局中人，深入體驗這個社會重要的運行規則，確實不失為一種有效的途徑。但非議也隨之而來。“寫而優則仕”，是公眾普遍的疑慮。作家能不能掛職？掛了職，又能不能掛好職？這是首當其沖的兩個問題。“掛職”嚴格來說是公務員范疇里的制度行為。我國的公務員法中規定：“根據培養鍛煉公務員的需要，可以選派公務員到下級機關或者上級機關、其他地區機關以及國有企業事業單位掛職鍛煉。”“掛職”目的無非兩個：一是鍛煉掛職者的能力；另一則是加強掛職單位的工作。與“作家掛職”同時的法學學者掛職檢察院、法院，爭議較小，可能就在于后者能一定程度上實現兩個目的兼容互補。但對“作家掛職”來說，這要困難得多。

　　從“掛職”的本意出發，掛職者在其位謀其政，需要將主要精力投入到崗位公務中；而“作家掛職”的初衷，又在于促進創作。這種主次選擇的糾紛，是“作家掛職”的先天難題。選擇在掛職崗位上恪盡職責，對作家來說，難免有“隔行如隔山”與耽誤創作初衷之憂；選擇作個純粹的觀察者，若即若離，哪怕適度發揮個人優勢，助力文化活動，也難免引來“掛空”、“空掛”的非議。

　　現實的解答形形色色。有作家在掛職崗位上作出了切實的成績，推動了一些領域工作的發展；也有作家通過掛職，獲得了新的社會生活材料與感悟，寫出佳作；有作家掛職結束重回原本的創作生活，也有作家以此為契機，從此投身官場……事實上，無論是“官場幾日游”歸來只道風景殊，還是戴上“官帽”丟了“筆帽”，都非公眾所愿見、樂見。這歸根結底是因為公眾對公權力的認識與要求越來越深刻、嚴格：公權力不隨便賦予，賦予了就有對應的職責需要嚴格履行。這也是今日作家掛職爭議比柳青、路遙時期更大的內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