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是中國古代最早的政治歷史文獻匯編，保存了殷周時期若干文化記憶，歷來被看成中國帝王的治國教科書。春秋時期，執事卿大夫階層對于《尚書》的傳播、闡釋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關于《左傳》和《國語》所涉春秋時代人物對于《尚書》的征引狀況，馬士遠先生在其所著《周秦〈尚書〉學研究》中做了詳細統計。在《左傳》所記二百五十六年的春秋史實中，總計有四十一人稱引《書》或篇名五十三次，《左傳》作者引“君子曰”“仲尼曰”等稱引《書》者十六次，《左傳》作者本人敘述稱引《書》一次，總計稱引七十一次。這些引用的具體稱謂是：《書》《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夏訓》《虞人之箴》《盤庚之誥》《史佚之志》《仲虺之志》《志》《前志》《故志》《周志》《太誓》《大誓》《鄭書》《周文王之法》《康誥》《先王之命》《誓命》“命書曰”“仲虺有言曰”“史佚有言曰”“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等二十五種。在《國語》所載春秋史實中，總計有十四人稱引《書》或《書》篇名二十五次。這些稱引的具體稱謂是：《書》《尚書》《夏令》《先王之令》《盤庚》《志》《大誓》《湯誓》《周制》《夏令》《先王之教》“西方之《書》”“史佚有言曰”“武丁作書曰”等。此時雖然出現了為《尚書》篇章命名的現象，但尚處于起始階段，題目只具有相對穩定性。當然，古《尚書》已在秦代散佚，后來版本屢經輯佚、補充，內容上已與古本大有出入了。

　　在這些引文中，除作者直接引用外，征引者幾乎全屬執政卿大夫階層。《左傳》所涉及人物太多，這里只按國別列舉人數較集中者。晉籍人物十六人：卜偃、臼季、中行桓子、羊舌職、韓厥、范文子、郤缺、師曠、祁奚、隨武子、魏絳、狼瞫、臾駢、叔向、叔游、子皮；魯籍人物九人：孔子、季文子、大史里克、魯莊公、武仲、惠伯、子臧、穆叔、魯大史；衛籍人物四人：北宮文子、大叔文子、子魚、寧瀛；周籍人物三人：周單襄公、萇弘、王子朝；楚籍人物三人：無宇、子干、申公巫臣。《國語》所記載春秋史實中，計有十四人引用《尚書》二十五次。周籍引《書》者凡七人，即內史過、富辰、單襄公、單穆公、太子晉、史伯、伶州鳩；晉籍人物引《書》者三人，為知伯國、知襄子、叔向；楚籍人物引《書》凡三人，為左史倚相、白公、楚昭王；齊籍人物引《書》為一人，為重耳之妻姜氏。

　　執政卿大夫不僅能隨口說出《尚書》中的章句，而且還能結合語境對內容加以恰當詮釋，說明他們對其文字章句和精神內涵都有較為精準的把握。《左傳》和《國語》對《尚書》的引用和闡釋表明，春秋時的執政卿大夫們倡導的政治文化主要是一種禮文化，就像后來孔子所總結的，要“據于德”而“立于禮”，才能即完善個人人格，又使得天下大治。核心內容是強調“德政”，強調如何提高當政者的道德品質。

　　據《襄十四》載，師曠引用《夏書》“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句，說的是執木鐸者到民間征集詩歌以了解民情，警示為政者要了解他們疾苦，然后做出對策。《襄卅一》記錄穆叔說：“《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縱之。’……”《太誓》之文見于今傳梅本古文的《泰誓上》。這句話實際上多次被引用，也點出了春秋時代的主要政治理想，那就是“民本”思想。這種“民本”思想首先認為政者能否施政以“禮”，關乎王朝興衰?！冻砂恕份d韓厥和晉侯交談，引用《周書》中“‘不敢侮鰥寡’的說法，說明當政者不論對象為何人，都應該保持公正立場，要不偏不倚。《莊八》中魯莊公曰：“《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此處引文見于梅本古文《大禹謨》篇，“禹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兩者文字略有出入，意思是皋陶勉力種樹德行，德行具備，他人自來降服，這里是強調要對百姓播撒恩德。《昭廿四》載萇弘引《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通過殷周對比，指出王朝興衰取決于是否具有德行。其次，為政者并不把天命看成恒常之物，而認為它會隨道德的變化而更易?！顿椅濉分姓J為一切事情“惟德是依”，引《周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做例證，進而指出有德之人才能得到上天的維護。《成十六》載：晉入楚軍，三日榖。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禮記·大學》對這段引文做出了非常好的解釋，該書認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德的優劣決定命運的好壞，強調統治者私人品質的重要性。從《國語》引《尚書》章句可以看出，它所倡導的基本政治文化觀念與《左傳》如出一轍。在那里，為政者責任感得到了進一步強調。《國語上》引《湯誓》：“吾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同一部分還引《盤庚》“邦之臧，維汝眾；邦之不臧，維予一人又佚罰。”意思大致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