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無處收留：吳三桂》來說吧。

　　《無處收留：吳三桂》是張宏杰年輕之時的作品，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能感覺到作者的激情，能感受到他對正史中所描述的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警惕。他盡 自己所能，小心考證，大膽想象，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吳三桂的輝煌經歷，當然也是其悲劇的經歷。張宏杰舍棄了吳三桂在人們心中定性的臉譜，試圖從歷史的大背 景和中國傳統文化中，去揭開吳三桂的面目，揭示那張臉之后的內心景象，又是什么將他的內心鑄造修剪成這一個樣子的。在文章中，作者發現了埋在歷史深處的諸 多秘密，比如，他發現“大明朝的問題不在于遍地的水災、旱災、蝗災，不在于四處蜂起的盜賊，也不在于幾位奸臣或昏君。這些只是表象。在這一切的背后，支撐 社會正常運轉的精神支柱已經腐爛了”；比如他還發現“儒教的倫理規范有著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虛妄假設，要求每個人都應該壓抑心中活潑的自然欲 望，通過極大的自我克制，服從于僵硬的道德教條。它沒有為人的自然本性中軟弱的丑惡的一面留下彈性空間，不承認人的平庸和趨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對人的基本 物質需要的尊重與關懷。它只有最高標準而沒有最低標準。它也許能激起社會動蕩時期的某種道德狂熱，卻不適宜作為普遍意義上的人性調節器”；當然還有其他， 比如單就他筆下的吳三桂而言，他發現“滿洲人給他的地位再顯赫，也無法抵償投降使他付出的人格代價和名譽損失。如果那樣，他將日夜承受輿論造成的心靈重 壓”；張宏杰還發現了吳三桂的目光短淺，發現了這個精明的投機者和真正的歷史偉人之間的差別。可以說張宏杰的眼光和目力確非一般，他用他的膽識讓歷史人物 站立在了我們面前，也讓那個時代環繞在了我們四周，從這里我們看到了作為散文作家張宏杰的“識”，這是與作者的“膽”拴在一起的兩個螞蚱，互為作用，缺一 不可。

　　發現散文才能發現的真相

　　“識”通俗意義上就是發現，既然是發現，那么至少與別人有些不同，這個詞幾乎所有作家都知道，但做到的不多，或者說能發現呈現在作品中的鮮見， 能擺脫寫作習俗，燃起文學創作不俗烽火的更是不易，要做到這些是需要作家的一種“識”的，否則就很難將一篇散文寫好。張宏杰的散文之所以寫得優秀，就是因 為他胸中有識，由此就避免了與其他寫作者的重復，即使是沖撞，也不是在一條軌道上的沖撞。這在他的《曾國藩：意志力的化身》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張宏杰發現 曾國藩一生成敗的關鍵詞，就是“意志力”，并認為曾國藩“用自己的一生，證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達到的高度，同時，也證明了一個人意志力的局限。曾國藩不僅 有‘大境界’，還有‘大本領’，這是他從頑強剛毅中鍛煉出來的”。雖然曾國藩“生平短于才”、“秉質愚柔”、“最鈍拙”，但“他把儒家精神中剛健有為、光 明磊落、忠恕待人、志誠慎獨等優良品質鑄到自己身上，滌去人身上常有的自私、虛偽、陰暗、猜忌，走入了道德的化境，達到高尚澄明的境界”。而這只是傳統的 人格之美集中在曾國藩身上，在風雨飄搖的末世做一次絢爛而又凄婉告別演出式的呈現，即使他是“事君至忠，事親至孝”的古今完人，功比周公孔孟，名垂萬世千 秋，也是苦澀，也是“寸心焦灼，了無生趣”，他“猛然發現自己一生的奮斗，最后竟然如拔刀斫水，并不能絲毫影響水之東流”。于是張宏杰得出一個出人意料又 在情理之中的結論，這就是曾國藩“以圣賢自期，一絲不茍苦學修行，并沒有到達儒家理想，同治中興不過是一片虛假繁榮，對世事滄桑人心難復深感失望，對自己 一生燈蛾撲火式的努力極為沮喪。悲觀與失望成了他晚年生命的主色調，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失敗，而是傳統文化整體的失敗”。可見張宏杰的散文在“識”上確實能 高出別人一節的。在《女人慈禧》中，張宏杰也發現了慈禧的秘密，就是在其“扮演的雙重角色之中，她本質上更是一個女人而不是政治家，雖然她剛強能干”， “可惜，歷史沒有產生這樣的巨人，卻把這個位置留給了她，一個過于專注自我的女人。這就是她的悲劇所在”，并認為“如果她遇到的是比較平穩的政治局面，我 們有理由相信，她會很成功地完成她的政治生涯，不但會勝過歷史上大多數女執政者，也會勝過大部分政績平平的皇帝。如果是那樣，她在歷史上留下的決不會是罵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