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層出不窮的此類家族相似的故事，我不禁產生了一個疑惑：難道我們的少數民族文化與傳統都喪失了應對現實的能力了？面對現實的沖擊時，是否除了“向后看”，還有另外的維度？

　　任何題材本身都不會成為問題，關鍵在于如何將一種題材文學化地處理為一個命題。如果想象力過于集中于某一個點，那其實也就是想象力自身的窒息。描寫老人、衰敗的鄉村、淪陷的草原、生態和精神雙重失衡的山寨已經成為一種無法忽視的少數民族文學現象，2014年也有很多這類作品，比如陳川(土家族)的《相伴》、忽拉爾頓·策·斯琴巴特爾(蒙古族)的《老人·狗·皮袍》等。他們多數講述已然世界的故事，沒有追尋應然世界的欲望。這是一種有意味的缺失：即作家們更多注目于自在的自然，較少在意主動的自由，這就無法形成一個能動的主體世界。

　　另外一些城市現實題材的短篇作品，如鐘二毛(瑤族)的《舊天堂》寫的是深圳城中村里的二手書店“舊天堂”，其實也是講述都市中的文藝空間和功利化時代中逝去的“舊天堂”。小說采用了人、樹、新聞報道的不同視角，讓這個大時代中的小故事得以全方位呈現。陳鐵軍(錫伯族)的《誰住二單元九號》是當代城市浮世繪，住在三單元九號的主人公總是莫名其妙地被走錯門的送禮者登門，他一邊不得不收下形形色色的禮品，一邊猜想著二單元九號的“賈主任”的權力地位，直到最后賈主任鋃鐺入獄，也沒有弄清楚對方到底是什么身份、出了什么事情。嚴英秀(藏族)的《雪候鳥》讓人想起麥克尤恩的《贖罪》，她在細膩的感傷主義情調中融入知識分子式的反思與自省，讓青春年代的情傷轉化為人到中年的原諒，在出走與歸來的時空變換之中讓心理的成長自然地展現出來。人事恩怨的糾葛伴隨城市化的進程，覆水難收卻又水銀瀉地，接受命運的哀歌同時也是面對現實的戀曲。這些作品同樣也存在著那些邊遠鄉土題材作品類似的問題：作家和他們的作品都力圖成為世界的認識者與局部的解釋者，卻沒有人企圖自己建立一個文學世界或者通過文字改造日常生活中的世界。

　　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思想。我們的作家其實并不缺乏生活經歷，也充滿各種異質性的文化經驗和豐厚的文化傳統，但這一切如果要在文學上煥發出新的生命，必須要有獨立的思想和世界觀做支撐。

　　不惟書寫現實，在想象歷史時，也同樣要直面這個問題，世界觀在這里表現為歷史觀。重寫歷史也是近年來的文學熱潮，少數民族寫作在2014年也出現了較多此類作品。比如，馬瑞翎(回族)的長篇小說《怒江往事》以亞哈巴的一生交織茶山、批提的故事，反映怒江峽谷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的歷史變遷，展現怒江兩岸傈僳族、怒族、獨龍族的歷史。羊角巖(土家族)的長篇小說《花彤彤的姐》則以長陽土家歌王田鐘樂的一生經歷為線索展現了清江兩岸人民20世紀從土地革命、國共合作，到“文革”、新時期以來的生命歷程。從人物到情節都類似于余華的《活著》，小說所體現的思想也是“對于中國的普通民眾而言，他們的‘第一要務’就是‘活著’”。這部小說的主人公倒是值得一提。這是一個百無一用、總是虧欠別人又總是在懺悔中自我原諒的人物，他代表了歷史中絕大部分隨波逐流的人物，他們沒有樹立起自己的主體性，因而仿佛是個歷史的局外人，被命運的浪濤不由自主地顛來覆去。這里涉及的是自然與道德、合于道德與出于道德之間的關系。那些隨世沉浮的人物是自然的，卻不是道德的，用康德的話來說，他們的行為合于道德，但卻不是出于道德的，也就是說，他們是不自覺的、沒有自由意志的人。作家如果要從日常中超越，必須賦予自己的人物以自由的意志，讓他聽從內心的律令，自主地行動。所以在寫作歷史題材時，關鍵的是對于歷史的態度，作為一個社會人，人物一定是尊重客觀的歷史，卻又有種創造歷史的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