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索爾仁尼琴傳》之后，薩拉斯金娜又應青年近衛軍出版社之邀開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傳》的寫作。雖然離陀氏生活的年代已相去甚遠，但她依然秉持從事實和證據出發的原則，凡是不能得到確切證實材料的說法她都不會給出定論。她感覺自己不僅是一個研究者，而更像是一個追根溯源的偵查員。她笑言寫作陀氏傳記還伴隨著另一種擔心：害怕被那些研究陀氏的同行罵死殺死。結果恰恰相反，傳記出版后得到了很多好評，同樣沒有被指出任何錯誤之處。
與薩拉斯金娜研究哪個作家就對之全心熱愛和贊美的情感不同，瓦爾拉莫夫對自己的傳主常常抱持審視甚至是批判的態度。他在《代際鏈條中的人：關于傳記體裁》的演講中，引用了霍達謝維奇的話語：“我認為我的(并不輕松的)責任在于——從講述中去除思想的偽善和言語的畏懼。不要期待我的筆下能描繪出圣像般的、人盡皆知的形象。這種形象于歷史無益。我相信，這樣的形象也是不道德的，因為對于一個卓越人物，只有真實而完整地去描繪才能發現他身上的優秀之處……應當學會尊敬和愛戴一個帶著他全部弱點的卓越之人，有時甚至要出于所有這些弱點而去尊敬和愛戴他。這樣的人不需要偽飾。他要求于我們的其實更難：全然的理解。”瓦爾拉莫夫與傳主之間的關系似乎是對這段話的最佳闡釋。一方面，他對阿·托爾斯泰、普里什文、布爾加科夫等冷靜分析或嘲諷評判；另一方面，他又對他們身上的弱點、不當的言行舉措顯露出同情甚或理解。例如，他既說普里什文是把小說當成生命度過的天才，又指出其寫出《奧蘇達列娃之路》這樣的應時之作完全是出于沽名釣譽之心；他既說普里什文是個胸懷狹窄的人，又肯定他在曾經對自己的作品提出尖銳批評的普拉東諾夫極需幫助時拯救了后者。作為傳記作者，他既重視材料的真實可靠和豐富詳盡，同時又告誡讀者什么都不要相信，無論是日記、書信還是回憶錄，甚而斷言三者不可信的程度依次增高。他就像一位審慎的、或許有些冷酷的偵探家，撥開時光結成的蛛網一點點發現真實，一片片串連起傳主塵封的往事，為讀者還原一段復雜交錯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