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譽世界的傳世之作———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竟然出自當年就讀于上海音樂學院的兩個二十來歲的學生之手，許多人曾對此大惑不解。《化蝶———一個中國音樂教育家的人生評品》揭開了半個世紀前這部作品形成過程的面紗，通過當年參與《梁祝》創作活動的何占豪、丁芷諾等音樂家的親歷回憶，多視角見證了《梁祝》形成的全過程，道出了背后的無名英雄———劉品。本文選自何占豪的《從頭說起》。

　　劉品促成了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的成立

　　小提琴協奏曲《梁祝》誕生已近半個世紀，由于樂曲受到海內外眾多聽眾的喜歡，似乎已成為世界名曲，署名作者和曾經出色演奏《梁祝》的演奏家們，也成為名人了，但很少有人知道該曲的總策劃是誰。他就是上海音樂學院教授———尊敬的劉品先生，也是促使這首樂曲誕生的第一功臣。近50年，很少有人知道他，沒有很公正地對待他。今天我想從頭說起。

　　50年前，劉品先生作為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的黨支部書記，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里最小的職務。然而，就是他，給了我與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最大的幫助。他第一個提出了“小提琴必須民族化”的設想。因為那時我們常到農村演出，深感演奏那些西方經典的曲子很難受老百姓歡迎，思想上有些迷茫，對此，劉品認為這是個民族化的問題。小提琴雖有大量經典的、動聽的西歐作品，但中國老百姓一時還很難接受，要使小提琴為中國人民服務，就必須有一批讓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品。為此，他動員同學們打破迷信，解放思想，自己動手編寫有民族風格的小提琴樂曲。

　　當時，有一位從南京前線歌舞團來進修小提琴的高才生，名叫陳稼華，他首先帶頭響應“民族化”的號召，找來一首從笛子曲《喜相逢》改編的小提琴曲。他在琴上試奏后，認為樂曲很有“民間味”，演奏也很順手，他把樂曲推薦給我，認為我更能演奏出民間風格。我懷著試試看的心情接受了他的建議，經過短時間的練習，在管弦系學生演奏會上演奏了這首作品。劉品先生聽了我演奏的《喜相逢》后，立刻找我談他的感受。他認為我們作了一次“很有意思”的嘗試，也很高興聽到我在樂曲的某些部分演奏出了濃厚的民間風格，但從整體來看，他認為是一次“不夠理想的嘗試”，原因是《喜相逢》這首樂曲中很多是快速跳動的音樂，不能很好發揮小提琴的性能。他建議我是否能用一些抒情的民間音樂編寫小提琴曲，更能發揮弦樂的抒情性。

　　在他的啟發下，我想到是否可用小提琴來演奏《二泉映月》，又想到用越劇音調編寫弦樂作品。但當時我是一年級的學生，沒有多少和聲知識，更不會寫樂隊伴奏。劉先生說：“沒關系，我動員小丁（丁芷諾）配合你，她出身音樂世家（丁善德副院長的女兒），寫個小樂隊大概問題不大。”于是，在劉先生的鼓勵和關心下，我和丁芷諾同學共同商量編寫了小提琴獨奏《二泉映月》和小樂隊《旱天雷》兩首作品。我自己又用越劇、評彈等民間音樂作素材，憑感覺編寫了《梁祝》、《過節》兩首弦樂四重奏。這些新編樂曲在舞臺演出和電臺廣播中居然獲得了聽眾的好評。特別是我們到浙江去演出時，農民聽了喜歡，部隊也喜歡。但回到學校出問題了，有一批反對的聲音，說手指在琴弦上滑來滑去，把琴的把位搞亂了。這時候，劉先生說：“既然有矛盾，就把它攤開來解決。”在辯論中，否定者說，手指滑來滑去，打亂了指法，對小提琴的教學有妨礙。我們說，只要群眾喜歡，其他都是第二位的。其實，我們心里也虛，覺得他們的意見也有一定道理。劉先生對我們講：“看上去，他們與我們是對立的，其實，對方的反對意見提醒我們，民族化不能簡單化。”那時，有人問我，你的《二泉映月》用了幾根弦？我說兩根。他諷刺地說，那另外兩根弦可以拆掉了。劉品講：“還有兩根弦我們沒有用到，確實是個問題，他們是說對了。”劉先生就是這樣辯證地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