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埃德加·斯諾有一次描述周的時候談的那樣，他是“一個建設者，而不是一個詩人”；當他看到紅衛兵狂暴破壞他精心奠定的現代化基礎時，一定會極其痛苦。

　　中國可以把周作為保住黨和國家統一的偉大的調和者來追憶，而世界則將清楚地記得他是中國主要外交家。他是中國的梅特涅、莫洛托夫和杜勒斯。談判中他表現出本能的敏捷，善于運用國際力量的原則，并且有熱烈的思想信仰帶來的一種道德信念。所有這一切同他對外國的深入了解，長期的歷史洞察力以及個人的豐富經驗，結合起來就產生了我們時代最有造詣的外交家之一。

　　在外交事務方面毛給周相當的自由。談到具體的國際問題，毛在我們1972年會晤時一開頭就說，“那些不是應該在我這里討論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該同周總理討論。我討論哲學問題”。我們會談中觸及了最高領導議程上的一系列問題，但是都是從哲學角度談的。最有趣的是，在我此后同周的所有會晤中，他常常提到毛所談的話就是他在談判中所持立場的指南。

　　周是兩個關鍵性外交事件的核心人物。這兩個事件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更加開創了今天的全球平衡，這就是中蘇分裂和中美建交。導致中蘇破裂的爭論，實際上歸結為一個主要問題，這就是誰要成為共產主義集團的頭號人物？蘇聯作為第一個共產主義大國，在1917年以來的共產主義運動中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而且頑固地要保持它的突出地位。中國可以說是第二個共產主義大國，但是，作為中國人，毛和周肯定不會甘愿接受老二的地位。

　　誰為盟主的問題存在于實質和象征這兩個標準上。當蘇聯是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共產黨國家時，它的領袖們可以要求中國人跟著他們的外交走，因為中國要依靠蘇聯的核保護傘來保護自己。蘇聯的領袖們還利用他們的核壟斷進行赤裸裸的威脅。在共產主義世界里，蘇聯為盟國提供了保護傘，同時還把劍懸在他們頭上。因此，中國人要發展自己的核武器就沒有什么奇怪的了。他們向蘇聯要求技術援助，蘇聯雖然勉強同意了，后來卻又撤銷了。

　　以象征的標準去看，中國領袖們感到，在同蘇關系的任何事情上都沒有平等，都是向野蠻人卑躬屈膝。1957年莫斯科會議之后，周強烈抱怨說，赫魯曉夫應該學習中文，好使他們的談話不至于總用俄文進行。赫魯曉夫懇求說，“不過中文太難學了”。周氣憤地答道，“你學漢語總不會比我學俄文更難吧！”

　　爭論之激烈到1961年蘇共代表大會上才公開化。赫魯曉夫力圖譴責頑固堅持斯大林的做法而不顧克里姆林宮新路線的阿爾巴尼亞。周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觀察員，起而反對了赫魯曉夫。他也許考慮過，假如今天獨立思考的阿爾巴尼亞遭到譴責，那么明天中國也會遭到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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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魯曉夫以通過代表大會對斯大林主義進行集體譴責來作答。然后周就向斯大林墓獻了花圈，上面寫著“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這種事情上，赫魯曉夫比任何人都敢作敢為，他竟然操縱通過了把斯大林遺體從列寧墓搬出來的決議，這是他的最后還擊。周退出了黨代表大會，這兩個國家之間的分裂就變得無可挽回了。周在幾年之后說，“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陰魂現在已經在克里姆林宮里定居下來了”。

　　到60年代末，中國發現，由于中蘇分裂，自己處于孤立，并為敵對勢力所包圍。在我作出推進同北京和解的最后決定以前，我曾試圖把自己置身于周的地位。事實上，他往每個方面看去，都會看到實際的或潛在的敵人。

　　他往東北看到了日本。日本人雖然對中國并不具有軍事威脅，不過他們的經濟實力使他們具有對中國進行軍事威脅的可怕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