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像我會見過的任何領袖一樣，都是事先作好了充分準備。他在討論之前就作好了種種研究，只是遇到一些高度技術性的問題才問助手。

　　基辛格對我說過，周的談判本領會使我感到驚奇。他說得對。大部分談判涉及象征性的問題和實質性的問題。在我同毛會晤之后，周和我坐下來舉行我們第一次全體人員參加的會談，周就提出了一個象征性的問題，來巧妙地測驗我的決心，看看我是否由于來了中國而正在放棄我過去強烈堅持的舊觀點。

　　他說:“正如你今天下午對毛主席說的，我們今天握了手。但是約翰·杜勒斯卻不愿這樣做。”

　　“不過你說過，你并不要同他握手。”我反駁說。

　　“不一定，我是想同他握手的。”周回答說。

　　“那好，讓我們握手吧！”我伸手，隔著談判桌又一次握了他的手。

　　周似乎挺喜歡這個話題。他繼續說:“杜勒斯的助手瓦爾特·貝戴爾·史密斯先生曾經想采取不同的做法，但是他沒有破壞福斯特·杜勒斯的紀律，因而他不得不用右手端咖啡。由于人們是不用左手握手的，他使用左手搖了搖我的胳膊。”大家都笑了。接著，周又說:“不過，我們不會責怪你們。因為當時國際上的看法是，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堅如磐石的集團，西方國家也是一個堅如磐石的集團。現在我們知道了，事實并非如此。”

　　“我們打破了舊格局，”我贊同說，“我們對每個國家都要根據它本身的所作所為來判斷，而不是把它們全部混為一談，說因為它們有著同樣的哲學，就全部是漆黑一團。由于我曾在艾森豪威爾政府里待過，我應該誠實地對總理說明，我的看法是同那時杜勒斯的看法相似的。但是從那時以來，世界發生了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之間的關系也必須改變。”

　　周堅忍頑強，但是在解決我們的分歧時卻是靈活的。在聯合公報談到臺灣問題的一節上，我們有十萬八千里的距離。我們不愿意也不可能放棄臺灣，他不愿也不可能放棄對臺灣毫不含糊的主權要求。他想利用我們的聯合公報把這個要求確定下來。通過雙方達成的妥協，每一方都以不帶煽動性的語言來陳述各自的立場。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基辛格和周都立了大功。周的雙眼總是盯著主要問題的，他知道同美國的新關系比在臺灣問題上取得勝利更為重要。

　　在我們整個談判期間，他始終沉著應對。周同赫魯曉夫的滑稽丑態和勃列日涅夫的戲劇性表演形成明顯的對照。他從不提高嗓門，從不拍桌子，從不為了壓人讓步而以中斷談判相威脅。我在1976年告訴周的妻子，她的丈夫總是堅定而有禮貌。就是當他“手里握有好牌”時也極為溫和，這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我把他的鎮定沉著大部分歸功于他的鍛煉和經歷，但這也反映了他那成熟的自信心。俄國領導人明顯地認為，在助手面前證明自己的男子漢氣概是很有必要的，周卻不以為然。

　　周的談話并不像毛的談話那樣富于色彩，但他多次用生動的形象來說明他的觀點。在我們從機場乘車前往賓館的途中，他簡單明了地說過:“你的手是從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那邊伸過來的--雙方沒有往來整整二十五年。”

　　周是一個有造詣的詩人，有時就用一首詩來表明一個具體觀點。提到1972年的總統選舉，并表示希望我獲勝。周談到毛的一首題為《詠梅》的詩。周說:“在那首詩里，主席的意思是說，走出第一步的那個人，不一定總是伸出手來同你拉手的那個人。百花盛開的時候，也就是百花就要凋謝了。”周繼續說，“你是那個采取主動的人，你也許不會在現在崗位上看到它的成功，不過我們當然會歡迎你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