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不僅是一場對外的民族戰爭，也是一場國內的思想運動。知識分子自以為愛國，但為什么你們有如此深刻的親美、崇美、恐美情結？你們清華留美學堂出身，又在歐美留學多年，喝著帝國主義的狼奶長大，言必稱柏拉圖、杜威，談起西方如數家珍，講到中國，又了解多少？……在義正詞嚴、排山倒海的大批判面前，留洋歸來的知識分子紛紛惶惶然，感覺自己真的成了與中華民族格格不入的文化買辦和學術洋奴，只能舉手投降。

　　即使沒有留過洋的，也有另外一種平民主義的立場選擇考驗著知識分子。新意識形態的核心理念是階級斗爭，不少知識分子可以接受社會主義理想、新民主主義路線和唯物史觀，但無法接受階級斗爭的學說，他們相信梁漱溟的說法，中國社會沒有階級，只有“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土改運動當中，大批中高級知識分子參加土改工作團，讓他們親眼見識農村階級斗爭的嚴酷現實。這一招果然收到奇效。知識分子原先以為自己與人民大眾有天然的感情，一到農村，發現自己早就與社會脫節，與人民疏離。沈從文在給夫人張兆和的家書中沉痛地說：“土改以后，覺得自己在城市中胡寫幾十年，與人民脫節無一是處，痛苦之極。”

　　宋代以后的平民主義趨向和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情感，在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傳統中根深蒂固，具有價值上的合法性。當組織上要求知識分子檢討自己的思想學術立場，他們在理性上真的以為自己有什么問題，需要認真地反省和檢討。而原先崇尚的個人獨立和學術自由，又被批判為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個人等同于私，人民等同于公，這樣的公私二分在中國的思想傳統中源遠流長，個人主義就是與中華民族與人民大眾對抗。通過政治上的“分清敵我”，將思想與學術政治化，將學術問題化約為思想立場，將思想取向化約為政治態度。學術、思想和政治失去其合理的邊際分界，被整合為一個整體性的立場問題，這使得知識分子全然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自尊，于是自我作踐、自我矮化未必不是出于內心的真誠。

　　1957年反右運動之后，中國知識分子整體上失去了自我。然而，思想真的可以通過群眾性的暴風雨運動得以改造，得以重新塑造嗎？王元化先生在《癸酉日記》之中，意味深長地寫道：“思想是古怪的東西。思想不能強迫別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毀的。”

　　“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在江南悶熱異常的梅雨季節，回眸那段心路歷程，“故國人民”真的應該走出無知與健忘，“有所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