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害死了，而龐二臭卻活了下來，而且會活得快樂，這是老村的深意所在。《紅樓夢》以虛寫實，其哲學是空；而老村有言，他的哲學是“實”，即以豐富的日常生活，以對現實的多層次的具象描寫去理解歷史和世界。這種“實”的哲學，在小說中由一段精彩對白集中地體現出來了，《騷土》中寫馬翠花和鐵腿老漢在一起野合——這兩個很臟的人，在農村里很卑賤的人——好上了。敘述者對此是如此評論的：“枉論德行大如海，拿一只櫓兒邀你，拿一方船兒盛罷”。德行又怎么樣？倫常又怎么樣？生命本身的快樂才是真正的快樂啊。老村所要凸顯的是另外一套倫理和價值觀，這套倫理和價值觀在不同的時期被不同的“大歷史”所吞噬，但是，它一直隱秘地潛在，并成為“賤民們”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持。老村愛這些人，這些農民、這些賤民，惟有這種愛，才能發現這種卑賤之中的實在，這種實在之中的美感。

　　中國上世紀80年代以后的當代小說，尤其是涉及到歷史的小說，大多取激烈批判的姿態。《騷土》的歷史情境是“文革”，也是最容易引起極端情緒的場所。但是老村沒有，作為一個有意識的作者，他在小說中用形式將個人情緒進行了秩序化和美學化。具體來說就是，《騷土》同樣可以理解為一部批判反思之書，但他不是一種理念化的批判，而是將這種批判融入到人物之中，通過人物自身的遭遇來呈現歷史本身的荒謬和殘酷。這就需要提到另外一個重要人物——鄧連山。這個“舊社會”的鄉紳，最后居然變成了《毛主席語錄》的“復讀機”，同時也成為最合格的告密者和同謀者。鄧連山的轉變是一種文化對另外一種文化的勝利，也由此可以管窺這一文化的規訓功能之強大，正因為其規訓能力之強大，其破壞性也就越發可怕，對比觀照中國當下的價值失序和道德焦慮，也許我們更加心有戚戚。《騷土》批判的力量，從歷史進入了當下。

　　前面已經說過，老村不是一個概念化的作家，他對文體、語體和人物的高度敏感使其批判總是呈現出一種獨特的美學形式。這一點，《撒謊》最為突出。與《騷土》不同，《撒謊》的結構是完全現代的，它以成長小說的形式，書寫一個叫阿盛的中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全部人生歷程。兩個戲劇性的細節構成了阿盛人生的起點和終點，起點是他在“共和國誕辰六周年的日子”給毛主席像敬禮，并成為他一生的信仰；終點是阿盛在化糞池里淹死，以喜劇的方式完成了悲劇的人生。《撒謊》是一部奇特的小說，整部小說都是阿盛對偉大人物的模仿，從語言到行為。關鍵問題是阿盛并沒有意識到他是在模仿，他以為這就是他真實的存在方式。在這個意義上，阿盛是一個沒有內在的人，他的外在是“偉人”的話語幻覺，而他的內在，在這種外在的幻覺中被漸漸掏空。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真實的“空心人”。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部小說像《撒謊》這樣以全篇之力對抗一種權力語言。

　　阿盛是誰？他和阿Q是什么關系？他是革命時代的堂吉訶德嗎？我們有沒有想過，趙樹理筆下的新主體——小二黑——可能會變成阿盛。或者說歷史已經吊詭地證明，阿Q雖然經過了小二黑的革命改造，卻依然不過是成為了空心人阿盛。雖然老村這部作品主旨在批判，可我卻在其中讀到了某種憐憫的東西。這個阿盛，不就是某時某刻的我們嗎？

　　老村說，阿盛就在我們中間。“因為撒謊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生存悖論”。不僅是撒謊，還有暴力，還有懲罰，還有規訓，還有刻意的歷史遺忘。但同時也有溫暖，也有安慰，也有人性不能被黑暗遮蔽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