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位叫余秀華的詩人，因為《詩刊》微信公眾號的推薦在自媒體上走紅，并迅速延伸到了公共媒體，一夜之間，網上出現了鋪天蓋地的詩歌愛好者。有關余秀華的話題，已經躍出了詩歌這一場域，發酵成一個公共事件。
但是，眾多媒體在熱烈評價余秀華的時候，給她戴上的桂冠卻并不是“詩人”，而是“農民詩人”，甚至不顧社會倫理規范，以其曾經得過的病而將其稱為“腦癱詩人”。這種在“詩人”之前加上的身份識別符號，在對余秀華作品的評判中占據了很高的權重。農民，甚至腦癱病人的形象，與人們印象中詩歌的優雅氣質產生了巨大的差別，使人們對她的詩作產生了異樣的感覺，對她的同情成了盛贊其作品的理由。雖然我們對余秀華應該表達一份敬佩之情，但閱讀詩歌，還是應該回到詩歌藝術本身。
詩歌，作為與小說、散文、戲劇并肩而立的四大文學體裁之一，在文學性上具有較高的要求。與小說著重于敘述一個好的故事不同的是，詩歌重在心靈的抒發；與散文在傳達情感上不同的是，詩歌對語言的運用有非常高的要求；與戲劇需要借助舞臺來完成“發表”不同的是，詩歌的寫作程序又是最簡單的。正是基于此，詩歌曾經被認為是最容易掌握的一種寫作體裁，以至人人都可以將一些句子分行排列后以“詩人”自居。詩歌固然是詩人心靈的自我抒發，但只有能夠引起讀者強烈共鳴的，才稱得上是一首好詩。有著五千年燦爛文化的中國，可以稱得上是一個“詩國”，但回顧中國的詩史，從《詩經》到“李杜”，從徐志摩到海子，他們的詩歌之所以能夠不斷被傳誦，無一不是因為撥動了讀者的心弦。
如果我們去掉“農民”“腦癱病人”的標簽后，再來欣賞余秀華的詩歌，也許會得到更中肯的結論。余秀華的詩歌有其獨到之處，特別是在意境選擇、語言鋪敘等方面，確實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是，如果像一些詩評家所評論的那樣，她的詩已經達到了非常高的水準，那無疑也是言過其實的。可以說，余秀華忽然走紅，部分源自她的詩，部分也源自媒體貼在她身上的身份標簽。
詩歌在中國當代史上曾經產生過重要作用，這個藝術門類也曾鼎盛一時，但是，在社會平穩運行的當下，詩歌作為一種形而上的精神產品，與人們世俗的追求并不很合拍，成為少數人仰望星空的產品。當人們不再讀詩的時候，忽然見到由自媒體推出來的《在打谷場上趕雞》等作品時會產生新奇感，同樣，媒體也需要這種詞鋒來刺激當下的文化生活。
由媒體制造的這一場詩的泡沫，讓我們認識了一位詩人，但它并不能喚起人們對詩歌的熱情。真正的詩人，都只能在安靜的一隅從事藝術的追求，這種浮華的炒作給他們帶來的，至多是一簾幽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