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廣州市教育局日前召開新聞發布會，解讀未來“小升初”改革思路：一是明確免試招生的改革方向，叫停民校聯考以及特長生、推薦生、外國語學校等考試；二是確定明年包括外國語學校在內的公辦學校將取消筆試，改為以面試形式進行選拔。同時，拋出九大焦點爭議問題，面向社會公開征集意見。

　　我對廣州解決九大爭議焦點問題并不看好，但贊成廣州就此問題舉行聽證會。從教育決策的科學和民主出發，一項教育決策，起碼要做到兩點，一是必須廣泛聽取學校、老師、家長的意見，不能由行政部門單方面決策，目前各地的“小升初”禁考令基本上是政府部門拍腦袋的結果，效果不佳也在情理之中，二是必須有3~5年的適應期，不得當年制訂、頒布，當年就實施，在國外，教育政策出臺之后要保持相當長時間，如果要調整，必須提前至少3~5年告訴公眾。

　　如果能建立這樣的決策機制，其實就是促進教育決策民主化，也解決困惑我國義務教育均衡的根本問題——由于政府主導義務教育資源的配置，在推進義務教育均衡過程中，沒有切實履行義務教育均衡責任，增加教育投入、轉變義務教育資源配置方式，而繼續采取行政“說了算”的方式，導致不均衡格局未變，“擇校熱”高燒不退。

　　各地政府出臺的“小升初”禁考令，存在三方面問題。首先，錯誤理解《義務教育法》，限制受教育者的教育選擇權，我國《義務教育法》規定，“適齡兒童、少年免試入學。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保障適齡兒童、少年在戶籍所在地學校就近入學。” 按照這一規定，政府有保障學生就近免試入學的義務、責任，卻不能限制學生必須就近入學——學生有擇校的權利。

　　義務教育均衡與就近免試入學的合理關系是，政府部門努力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縮小義務教育區域、城鄉、校際差異，所有公辦義務教育學校辦學質量差不多，受教育者于是選擇就近入學，而對于所有就近入學的需求，政府部門都必須保障，讓孩子無需測試入學。

　　其次，涉嫌侵犯學校的自主辦學權，作為政府部門舉辦的義務教育公辦學校，政府限定其招生方式，某種程度還說得通，而對于民辦學校，依照《民辦教育促進法》，民辦學校有自主招生的權利，政府發文限定民辦學校的招生方式，涉嫌侵犯學校的自主權。

　　更為重要的是，在當前義務教育不均衡的現實下，如果一所學校辦學質量很好，有幾千名學生慕名申請，學校只招200名學生，學校用什么辦法來選拔學生？如果不舉行筆試，就得看材料、面試，如果面試也取消，就可能變為“條子生”、“拼爹”了。事實上，這一問題已在其他地方出現，學校不舉行測試，甚至連面試也不允許后，擇校轉為地下，“潛規則”盛行，很多家長都呼吁重新考試，相對而言，筆試還被認為是公平、公正的做法。

　　當然，廣州市教育局可以稱，這是落實國家的要求——前不久，教育部基礎教育一司司長王定華表示，教育部準備近期出臺義務教育階段小升初就近免試入學的指導意見，不允許拿著各種等級證書來作為入小學和初中的“敲門磚”。廣州的“小升初”調整，也符合國家政策的大方向。也是借鑒其他地方的經驗，已經有不少地方教育部門以就近免試入學，來“倒推”義務教育均衡。其具體做法包括：嚴格限制學生跨區域擇校；禁止所有學校舉行入學測試，將跨區擇校作為評價一個地區義務教育均衡的重要指標，等等。

　　但不得不說，這些都只是治理義務教育均衡的表面文章，無法真正緩解擇校焦慮。正常的就近免試入學，是義務教育均衡的結果。而切實推進義務教育均衡，需要強化政府部門的投入責任同時放權，這需要各地建立兩個委員會，一是地方教育撥款委員會，負責制訂教育撥款預算，并監督政府按預算撥款，否則將追究政府失責的責任，只有建立教育撥款委員會，才會改變政府說了算的撥款方式，既保障教育投入，又轉變教育投入方式。

　　二是建立社會教育委員會，由政府官員、人大代表、社區內學校負責人、師生代表、家長代表、社會賢達人士共同組成，負責社會教育的發展決策。

　　以上兩個委員會的建立，實質就是推進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做出的“管評辦分離”的改革決定，建立新型的政府管理學校的方式，讓政府回歸本位。而建立這兩個委員會，將根本改變治理義務教育治理的思路。眼下地方教育部門出臺各種禁令，與民主決策、放權治理的思路正好相反，發通知治理本就是行政治理思路。因此期望廣州公開“小升初”聽取意見，能啟動深層次的教育管理和決策改革，從舉行聽證會變為啟動社區教育委員會、教育撥款委員會建立，如果能走到這一步，不僅僅是“小升初”擇校難題，困惑我國教育的眾多“老大難”問題，將得到根本性解決。

　　（作者為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