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若麟：法國走到了一個轉折點

　　為了回應“黃背心”運動，法國總統馬克龍提出并正在實施一場全國性的“大辯論”，以緩解矛盾并求得民眾的理解和支持。如今兩個月的期限已經過去大半，“大辯論”得到法國主流媒體的充分報道，似乎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然而“黃背心”運動在上周末卻依然繼續。事實證明“大辯論”并沒有真正回答和解決“黃背心”提出的種種問題，其中最為尖銳的如“馬克龍下臺”、“RIC”(公民倡導、提出的全民公決)、重建法國金融主權等均被回避了。“大辯論”之所以沒有達到預期的作用，原因非常簡單：“大辯論”顯然是對“黃背心”用錯了藥。

　　這場受到極左翼民眾支持的“極右翼”革命最本質的因素，就是其“反猶性質”。對于法國政壇來說，是一場強烈的地震。眾所周知，在法國和歐洲，“極右翼”在法國主流媒上往往意味著“反猶”。而“反猶”在法國和歐洲永遠會遭到主流媒體主導下輿論的強烈反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黃背心”從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反猶”色彩，部分極右翼示威者明確地將法國政權視為猶太金融資本的“傀儡”，媒體同樣被示威者視為資本所控制的輿論工具，當然包括反金融資本本身。但這一色彩開始時被法國媒體有意忽略了。然而這幾天正在進入第14周的“黃背心”運動突然被主流媒體指控“反猶”，顯然是事出有因的。這也是我們理解這場運動的一個關鍵因素。

　　過去我們看到在西方社會經常會發生種種運動，往往示威過后似乎政權依然穩如泰山。于是這令很多民眾、甚至包括部分學者，認為西方的政治體制有著“排泄不滿情緒的合法合理渠道”，因而從總體上來說是“民主”的，政權與民眾不是處于絕對對立狀態的。

　　確實，在過去的絕大多數民眾運動中，往往是左翼沖擊右翼，往往是某個專門的、特殊的諸求在引導著民眾。包括著名的法國1968年5月風暴等。但唯獨這一次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這一次是左右翼、極左極右翼等共同聯手的一場反對政權、資本和媒體這統治著西方的真正三大權力的一場“革命”。原因恰恰是因為戰后半個多世紀以來能夠解決西方社會問題的種種左右翼政策都已經完全失敗。這次“黃背心”運動將斗爭的矛頭直接對準了西方民主選舉體制本身。而“反猶”則起著某種“導火索”作用。應該指出的是，在西方始終存在著一股強大的“反猶”勢力——這種勢力往往被冠之以“陰謀論”的帽子。他們往往認為，正是“猶太勢力”控制著西方的政權、資本和媒體。

　　所以，當“反猶”問題凸顯出來后，可以說“黃背心”運動已經到了轉折點。從總統馬克龍開始，幾乎所有主要政治家都表態反對“黃背心”的“反猶行為”。一場反“黃背心”的運動正在掀起。當然“黃背心”也在反擊。兩者的斗爭今后將趨于激化。

　　“黃背心”運動參與者往往期盼的是回到戴高樂時代的法國，他們認為那個時代才是“民主的法國”。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今天的法國走到了一個轉折點：無論它朝哪個方向發展，都將不可避免地引發一場劇烈動蕩。(鄭若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