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傳》的作者程中原同志說:“遵義會議和西安事變是張聞天一生中貢獻最大的兩件事”。遵義會議后張聞天同志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大大發揮了他善于協調善于團結的個人特長，促進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這為全民抗戰的形成并最后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在西安事變發生之前，1936年8月9日，張聞天在保安接待了共產國際派來的“特使”潘漢年，并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一起聽取了他傳達的共產國際指示以及和南京接觸談判的情況。8月10日，張聞天同志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國共關系和統一戰線問題。出席會議的有:“張浩、凱豐、洛甫、李德、尚昆、周興、小開、稼祥、澤東、恩來、伯渠、林彪、羅邁、定一、博古、克農、亮平”。這次會議促成了從“抗日反蔣”向“逼蔣抗日”的根本轉變，會議形成的《中國共產黨致國民黨書》、《中央關于逼蔣抗日的指示》、《要推動南京進一步向抗日方面轉變(動搖)》等三個文件，成了“西安事變”“逼蔣抗日”的思想源頭。

　　1936年4月13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常委會決定派劉鼎到西安，讓他擔任中共在西安張公館的常住代表。8月9日，張聞天和周恩來、博古、毛澤東又聯合署名致信張學良，準備派潘漢年、葉劍英、朱理治三人到西安，和劉鼎一起協助張學良工作。

　　1936年6月30日，劉鼎致電中共中央，說張學良要中共幫助他訓練干部并主動提出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2日，張聞天致電共產國際說:“張學良自南京回來后，馬上要求我黨加派領導人才去東北軍為其策劃，并要求加入我們的黨。我們擬派葉劍英、朱理治去，并將來擬許其入黨。因為，這是有益無損的。”

　　7月27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的工作，主張大膽地在東北軍中發展黨的組織。在張聞天這個大膽主張的背后，我推斷，張學良的入黨問題，此時已經基本敲定，否則，張聞天是明確表態不主張在東北軍中大量發展中共黨員的，因為，若張學良不是黨員，在東北軍中大批發展黨員是不合適的，即:就在兩個多月前的5月1日，張聞天在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討論東北軍問題時還特別指出:我們的方針基本上是政治爭取東北軍使其走上抗日的道路，“就是有要求入黨的，我們也要說，抗日是最主要的工作。”

　　8月15日，共產國際回電說:“使我們特別感到不安的，是你們關于一切愿意入黨的人，不論其社會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黨，黨不怕某些野心家鉆進黨內以及你們甚至打算接收張學良入黨。我們認為，你們必須保持同張學良的接觸，利用這種接觸來開展我們對張學良軍隊的工作，加強我們在他的各個部隊中的地位并在士兵群眾和軍官中廣泛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但不能把張學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特別是在西南失敗之后，張學良很有可能再次動搖，甚至直接出賣我們。”

　　但在8月30日，張聞天以“洛甫”署名致電王明說，張學良專機的飛行員政治上不可靠，他要求中共幫他物色兩個飛行員并馬上到崗，請問莫斯科有沒有適宜人選？如果沒有，能否找兩個美國飛行員來。張聞天說，如今，張學良的周圍，蔣的探子越來越多，但估計蔣在西南問題沒有很好解決之前，還不會真的動手。我們及張學良等都在加緊準備。

　　由此可見，張聞天雖然尊重共產國際，愿意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但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者原則，張聞天是很能堅持的，特別在同張學良的關系問題上，張聞天是完全能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的。

　　正因為這樣，中共“逼蔣抗日”的英明決策，才會變成張學良“逼蔣抗日”的實際行動，12月12日“西安事變”終于爆發了；也正因為這樣，“西安事變”發生后，張學良當日就致電中共中央通報了這一重大情況。

　　12月13日，張聞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朱德、國燾、澤東、恩來、博古、洛甫、林彪、文彬、洪濤、亮平、伯渠、歐陽欽”出席會議。張聞天在發言中對“除蔣”、“審蔣”以及“以西安為中心，成立新的政府”的意見，都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張聞天堅持主張，要高舉抗日旗幟，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在新的尖銳矛盾面前，我們需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只有黨的策略正確，才能領導我們的事業，走到順利的道路上。張聞天的這次發言以《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為題編入《張聞天文集》。

　　張聞天的發言，能如此高瞻遠矚的一個根本原因，是張聞天深知張學良捉蔣的真正動機。正因為這樣，面對如此復雜的局面，張聞天堅持和平解決不動搖。當時，很多人要“審蔣”、“殺蔣”，但張聞天一直很冷靜，他認為抗日是關鍵，大局第一。當張學良放蔣后，蔣卻背信棄義，扣留了張，結果，很多東北軍將士被激怒了；楊虎城對和平也動搖了；他們堅決要打，要把張學良救回來。在內戰危機一觸即發之時，張聞天親赴西安，和周恩來、博古等共商爭取和平的合作抗日大計。盡管此時，張聞天和張學良已經完全失去了聯系，但在“戰”與“和”的問題上，張聞天最后終于使“西安事變”得到了兩黨合作抗日的結果。（張勤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