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2月23日電 (記者 孫自法)在新石器時代中早期，古人類擁有怎樣的生業經濟模式與植物利用方式？氣候環境變化又如何影響古人的生存與生活方式？這些問題長期以來備受關注。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古脊椎所)吳妍研究員團隊聯合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廣西師范大學等相關研究機構合作伙伴，分別在廣西福蘭遺址、江西岸遺址開展植物考古工作，通過深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福蘭遺址：廣西首次出土大量炭化殼斗科果實遺存
福蘭遺址位于廣西百色市，地處右江右岸第一階地前緣，目前已考古發掘出土800多件石器、陶器等遺物，還有炭化果實與少量動物遺存。
研究團隊通過對遺址中出土的微體植物遺存與炭化殼斗科果實的系統研究，揭示出廣西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人類的生業經濟模式及植物利用方式，為理解該地區早期人類的生存策略提供了新的視角。相關成果論文近日在國際學術期刊《全新世》(The Holocene)發表。
福蘭遺址出土橡子與其CT掃描切片。吳妍 供圖綜合運用年代學、形態學和微體植物分析等多學科手段，研究團隊對福蘭遺址出土的炭化植物遺存、陶片及石器等遺物進行研究，確定福蘭遺址距今約5900-5732年，屬于新石器時代中期。
福蘭遺址灰坑中出土大量炭化殼斗科果實，這在廣西地區尚屬首例。中國科學院古脊椎所博士研究生汪靜怡通過對殼斗科果實遺存的微CT掃描分析，發現其內部存在孔洞，表明這些果實曾被人類燒制加工。進一步通過對比分析，發現該殼斗科果實遺存形態與廣西地區殼斗科植物苦櫧最為接近。
而在傳統醫學中，這類殼斗科果實被認為具有通氣解暑、去滯化瘀的功效，特別對痢疾和腹瀉有獨到的療效。全新世中期廣西地區先民生存環境，正需要面對大暖期溫熱的氣候、早期漁獵帶來的衛生問題。食用這類果實，可能在很大程度提升當時古人的生活質量。
通過福蘭遺址地層、陶器及石器中的植硅體分析，研究團隊進一步確認當時人類對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的綜合利用，還揭示出福蘭遺址的植被景觀與環境背景。其植硅體組合顯示，該遺址所在地區當時可能為針闊葉混交林環境，氣候溫和且穩定，適宜人類生存。
在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謝光茂研究員看來，福蘭遺址的植物考古研究發現廣西地區前農業文化時期人類植物利用的新方式，這一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對廣西地區早期人類生業經濟的認識，也為理解該地區史前人類的生存策略與環境適應提供重要依據。
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林強研究館員透露，研究團隊未來將繼續對廣西地區其他考古遺址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以更全面揭示該地區史前人類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發展進程。
江西岸遺址：揭示史前人類對氣候環境事件適應
江西岸遺址位于廣西崇左市，遺址東、南、西三面為左江環繞，形成舌形臺地。該遺址含有新石器時代和歷史時期的文化遺存，其中新石器時代遺存最為豐富，為建立華南西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序列提供寶貴材料，也為復原古代廣西左江流域的生態環境和古人的生計模式提供難得的研究素材。
江西岸遺址位置、地層與出土遺物。吳妍 供圖吳妍表示，研究團隊聚焦江西岸遺址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開展植物考古合作研究，相關研究進展論文，已在專業學術期刊《人類學學報》發表。
據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蒙長旺研究館員介紹，基于加速器質譜碳十四測年，江西岸遺址新石器時代地層年代為距今約9300-9100年，正好處于距今9200左右發生的極端氣候事件時期。研究團隊采集遺址剖面沉積物樣品，將植硅體與花粉分析兩種方法相結合，開展當地古人類在距今9200年氣候事件中的生存策略研究，探討環境變化和史前人類生存方式的關系，揭示全新世早期史前人類對氣候環境事件適應的選擇和策略。
研究結果顯示，與廣西地區其他遺址存在明顯不同，江西岸遺址沒有浮選出大植物遺存，植物資源的植硅體如棕櫚植硅體僅在研究剖面第7層發現，沒有發現其他常見可利用的植物資源植硅體如稻屬植硅體。這表明，在距今9200年氣候事件前后，江西岸遺址古人類或許并沒有過多的利用植物資源。
不過，江西岸遺址氣候事件時期地層中含有大量的動物遺存，包括大量的螺殼、蚌殼和水牛、犀牛、象等動物骨骼，說明當時人類主要利用動物資源，特別是水生動物資源占很大比重。從出土的生產工具看，該遺址這一時期除磨制石斧等石器外，還出土比較豐富的魚鉤等漁獵工具，并發現用蚌殼制作的蚌鏟、蚌刀等，表明漁獵是江西岸遺址先民的主要生計方式。
吳妍認為，江西岸遺址古人類獨特的生業模式可能與距今9200年氣候事件有關，可能冷干的氣候特征加劇廣西喀斯特地區石漠化程度，水資源的減少可能又進一步促進土壤的石漠化，土壤水分減少導致植被覆蓋度降低，也減少了人類可使用的植物資源。
在此氣候事件和生態環境雙重作用下，導致江西岸遺址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改變其生業模式，減少對采集、狩獵的依賴，而轉向漁獵。因此，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生存策略的變化，可能與環境適應和活動范圍的轉變密切相關。
“我們的研究結果，為深入理解亞洲季風區早全新世季風演化的重要氣候事件與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案例。”吳妍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