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25日電 題：為何把奧地利醫生投身中國抗戰故事寫成小說？

　　——專訪奧地利華人作家、歐洲華文筆會會長方麗娜

　　中新社記者 韓輝

　　2025年8月，奧地利華人作家方麗娜的長篇小說《到中國去》在中國出版。該小說基于真實歷史事件創作，講述了二戰期間，奧地利猶太裔醫生羅生特(雅各布·羅森費爾德，Jakob Rosenfeld)和傅萊(理查德·施泰因，Richard Frey)被納粹驅逐，在時任中國外交官何鳳山的幫助下從維也納逃往上海，繼而奔赴中國各地投身抗戰的故事。

　　為何選擇用文學形式呈現這段歷史？小說創作過程中，有哪些令人震撼或感動的發現？如何平衡歷史真實與小說虛構？兩位奧地利醫生“到中國去”體現了怎樣的國際主義精神？近日，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奧地利華人作家、歐洲華文筆會會長方麗娜，探討如何用文學筆觸喚醒歷史記憶。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到中國去》選用“奧地利醫生在中國抗戰”這一視角，為何選擇用文學形式呈現這段歷史？

　　方麗娜：1939年，奧地利猶太裔醫生羅生特和傅萊遭納粹驅逐逃亡中國。羅生特先后在新四軍、八路軍、東北野戰軍行醫，在擔任新四軍衛生部顧問期間開辦華中衛生學校，為新四軍培養了一批醫療人才；傅萊前往晉察冀邊區，并率先在中國研制出粗制青霉素，拯救了許多傷病員的生命。《到中國去》這部小說是以歷史真相為底色、以文學手法創作而成的非虛構長篇小說，也有專家稱它為歷史小說。

　　之所以選擇文學形式呈現這段歷史，是因為歷史本身往往停留于簡潔、冷靜的敘述，是對人物、事件和結果的忠實記錄。而文學則可以通過細膩的描寫、情境再現、人物對話及心理刻畫，將史料轉化為鮮活的人物形象與場景。在歷史與文學的擁抱中，那些鮮為人知又可敬可愛的國際人士，得以穿越時光隧道走到讀者面前，講述他們的悲歡、情感、理想與愛戀。

方麗娜基于真實歷史人物創作的小說《到中國去》。受訪者供圖

　　中新社記者：據了解，您在小說創作過程中進行了大量調研并走訪多地歷史紀念館，其間有哪些發現讓您感到震撼或感動？

　　方麗娜：2010年前后，我在奧地利華文網站上看到了兩位人物事跡的片段，產生了濃厚興趣。為了解更多內容，我查閱了大量文獻和書籍，包括《奧地利人在中國》(德語版)、《中國共產黨簡史》，以及一些歐洲史和世界史的相關著作。此外，我還專門拜訪了傅萊的后人，并走訪了多處歷史紀念館，通過館中陳列的文物和老照片，感受那個時代的社會環境。

　　在閱讀史料過程中，有兩個細節特別讓我感動：一是羅生特在上海開辦診所期間，與新四軍軍醫處處長沈其震秘密結識。有一天，羅生特向沈其震提出，想要加入新四軍。沈其震認為，這樣一位溫文爾雅的歐洲紳士，怎么可能冒著生命危險到中國的農村去？羅生特則堅定地說：“你能去，我為什么不能去？對我來說重要的是幫助中國人民抗日。不消滅法西斯，大家都沒好日子過。我曾在德國人的集中營里遭受過納粹的折磨，地獄般的生活都挺過來了，還有什么不能忍受？”

　　二是傅萊在延安期間研制青霉素的經歷。當時，日軍對延安進行大轟炸后，許多年輕傷病員因藥品短缺不幸犧牲，傅萊目睹了這一情景。于是，他冒著被敵人炮火轟炸的危險，在極其簡陋和惡劣的條件下，義無反顧地開展粗制青霉素的研制工作。經過無數次試驗，他終于取得成功。青霉素的顯著療效人所共知，雖只是粗制，卻不僅在戰時挽救了許多戰士和民眾的生命，對中國醫療事業的發展也影響深遠。

方麗娜在上海猶太紀念館留影。受訪者供圖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平衡歷史真實與文學虛構？在塑造作品人物形象時，著重表現他們哪些特質？

　　方麗娜：《到中國去》書中涉及近20位國際人士。歷史是骨骼，文學是血肉；歷史賦予文學厚重的根基，文學則賦予歷史鮮活的生命。

　　文學是一場想象，但每個細節都必須經得住推敲，所以我每寫一步都要查資料，因為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比如，延安窯洞幾個口，門前長著什么樹，美國記者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跳舞時用什么樂器伴奏，這些都要查的，如果那時根本沒有這種樂器，自己杜撰的話，就經不起推敲。

　　我創作這部小說，不僅為了還原歷史，而且是在努力尊重歷史脈絡的基礎上，致力于人性的挖掘和情感的弘揚，以及文化觀念交集碰撞下的世象繁雜和人情冷暖。

參觀者拍攝上海猶太紀念館外的浮雕。(資料圖)中新社記者 湯彥俊 攝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兩位奧地利醫生從“被迫逃亡”向“主動到中國去”的轉變？其中體現了怎樣的國際主義精神？

　　方麗娜：羅生特和傅萊原本只為尋求一條生路，在中國外交官的幫助下，他們得以逃出虎口，來到中國避難。然而，他們并沒有安于“避難者”身份，目睹中國人民同樣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他們憑借自己的專業技能，毅然投入到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中。

　　命運之神雖無法掌控，但個體生命卻在艱苦卓絕的黃土地上綻放出異彩。當生存危機迫使他們來到中國，他們卻發現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同樣處于反抗法西斯的戰場。于是，“避難”變成了“選擇”，“被迫”轉化為“主動”。

　　日本軍國主義和納粹法西斯不是某一個國家的敵人，而是全人類的公敵。中國的抗戰不僅關乎自身存亡，也關系到奧地利乃至歐洲未來的命運。正因如此，羅生特和傅萊將醫生的職業倫理，擴展為跨越國界與種族的人道主義救助與責任——從“自救”走向“助人”，并進一步升華為“與中國人民并肩作戰”。

　　這一轉變，體現了國際主義精神的核心：在民族與國家界限之上，還存在著人類共同的價值與斗爭目標。真正的國際主義，源于對人類共同價值的認同，以及在他國遭遇苦難時勇于伸出援手、共同抗爭的勇氣。(完)

　　受訪者簡介：

方麗娜。受訪者供圖

　　方麗娜，奧地利華人作家、歐洲華文筆會會長，《歐華文學選刊》雜志社社長。著有小說集《夜蝴蝶》《蝴蝶飛過的村莊》《留一個機場給你》，散文集《藍色鄉愁》《遠方有詩意》。長篇小說《到中國去》獲2025首屆“郁達夫海外長篇小說獎”。部分作品被翻譯成德語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