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綜合了各地政府信息公開方面的理論和實踐后，北京市政府信息公開考核評議指標體系提出了這樣的思路：

　　信息公開考核評議體系的設計必須基于考核對象的不同特點進行區別對待，分為對區縣政府的評價考核以及對各市級行政機關的評價考核；

　　北京市信息公開考核評議應在常設機構———信息公開領導小組的領導下建立一種聯合考核機制；

　　信息公開考核指標的具體設計要隨著信息公開工作的深入開展而不斷調整；

　　信息公開考核應該采用日常考核和年終考核相結合的方式，可以通過聽取被考核行政機關介紹情況、實地考察以及統計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案件審理結果等多種形式展開考核；

　　北京市信息公開最終考核評議的結果除了應該在政府內部以及向公眾通報之外，還必須科學處理好北京市信息公開考核評議體系與現行的北京市政府目標督察考核之間的關系，同時一定要建立一定的獎懲機制；

　　明確信息公開考核的后果責任，絕對不能讓信息公開考核淪為市政府信息公開辦對各區縣信息公開辦以及各市級行政機關信息公開辦的考核，各級行政機關首長負責制仍然應是信息公開考核評議的責任承擔方式。

　　此外，北京市政府信息公開辦的負責人進一步指出，與北京市依法行政考核評價指標體系相似，北京市政府信息公開考核評議指標體系同樣強調評價主體的多元化。

　　以法治指標考核政績任重道遠

　　對于上述兩大評價體系的出現，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莫于川認為，“這不是偶然的，而是法治政府建設到了一個階段后所必然出現的精細化操作”。

　　馬懷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上述兩大評價體系的出現以及民間“中國法治政府獎”的評選，都是基于“法治GDP”評價標準的新政績觀的體現。

　　“法律難以有效實施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推行法治的動力。如何推動法治發展，為法治注入強大的動力？僅憑公眾日益高漲的維權熱情顯然是不夠的，必須從我國實際出發，抓住行政主導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以全新的政績觀為突破口，把法治引入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體系，從而激發起各級政府推動法治的熱情，使法治的推行由被動轉為主動。”馬懷德說。

　　同時，馬懷德還指出，在中國這樣一個主要依靠行政主導的發展中國家，推行法治與發展經濟一樣，需要來自政府方面的強大動力，包括法治指標在內的較為全面的政績考核標準恰恰能夠提供這樣的動力。如果在我們現行的經濟指標、社會指標、人文指標和環境指標等基礎之上再增加一個法治指標，那么，各級政府和官員就不會唯經濟指標馬首是瞻，而必須顧及包括法治在內的其他指標，推行法治才能夠成為各級官員的理性選擇。

　　但是，馬懷德也認為，法治成為考核官員的一個指標體系，尚末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一種共識。“主要表現在習慣的思維和制度的慣性。近二三十年來，一直用GDP來考核，科學發展觀才提出來兩三年，在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才考慮到除了經濟發展指標外，還有社會發展、文化發展、政治發展等各個方面。在這幾個方面發展的同時，才會意識到法治起到很關鍵的作用，是一種保障機制，同時法治本身也應該成為衡量一個官員、一個政府機構工作成績與水準的指標。法治搞得好不好，不僅僅是看制定了多少規章，還要看法律實施得好不好，司法公不公正，公務人員的法律意識是不是很強，整個社會的法治氛圍如何等等。過去并沒有這些制度，也沒有這樣的觀念，推行起來就比較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