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為高信的《常蔭樓書話》寫過一篇文章，很看重他在書話寫作中的自覺追求和表現(xiàn)出來的文體突破。就這本由三秦出版社05年2月新出的《長安書聲》來看，仍然具備《常蔭樓書話》在寫作中許多特點，但是在這里我不想再展開說這些，我想特別提出的是，《長安書聲》對三秦大地的現(xiàn)代文化因緣的鉤稽和梳理之功。

　　在上世紀三十、四十年代，陜西是一省兩制的典型。陜西人至今還耿耿于懷的盛唐輝煌早已經(jīng)風云散盡。但是陜西人特有的地域性性格特征卻是以典型的自大著稱。“老子先前比你們闊多了”的阿Q語言倒成了陜西人的口頭禪，什么“南方才子北方將，陜西帝王擺兩行”傻呼呼的自豪里，其實多少掩蓋著陜西人骨子里的自卑和自大狂。這自大和自卑的存在，倒使清醒者心頭很是復(fù)雜，作為家鄉(xiāng)故土怎么也愛不起來卻也不能恨和怨的滋味，實在叫人矛盾。《長安書聲》的出版，叫人多少有種自己正視自己的意味，使陜西讀書人有機會感受陜西在中國近現(xiàn)代的文化星火閃爍，有機會透視三秦大地的現(xiàn)代文化因緣。

　　在《長安書聲》里，相對集中的有“魯迅在西安”的辨證。“以書正文”如同考古者拿實物一一驗證結(jié)論一樣。與通常意義上的書話文章相較，《長安書聲》最顯眼的特點是：（1）內(nèi)容相對集中（2）鉤稽（3）置疑（4）指謬。

　　“魯迅在西安”的辨證文章，共5篇。當年，魯迅到西安講學那一點事情，今天已經(jīng)是陜西人很驕傲和自豪的文化資本，陜西因此與魯迅有了直接的聯(lián)系。但是，在幾十年的流傳中，陜西人已經(jīng)把這點驕傲的“資本”弄得走了樣，就是對歷史的敘述話語和歷史的實際情形已經(jīng)發(fā)生了不應(yīng)該有的歪曲。高信先生站出來一一捅破之。如說魯迅為易俗社題詞贈匾（“古調(diào)獨彈”），高信先生經(jīng)過自己的研究，認為：陜西人后來“把虛擬的‘題詞’再做成匾額，懸之于壁，似為紀念魯迅，實為廣告行為”。（90頁）魯迅在西安給軍人演講，當時只講了半小時，可是，人們后來卻衍變出劉振華“怒形于色”的種種細節(jié)。當年為魯迅等設(shè)宴餞行的正是軍閥劉振華而不是易俗社。魯迅在西安講小說史的本意并不是象許廣平所說的那樣；魯迅當時收受禮品并不“勉強”。這些，高信先生憑自己魯迅研究資料梳理和考訂上的硬功夫，都一一得出了與流行的成說完全不相同的判斷。可以說，在魯迅與西安的許多細節(jié)上之所以出問題，一是受解放后左的思潮拔高魯迅的影響；二是易俗社處于廣告自身的用意。

　　“以書正文”共3篇：《落空的贊頌》針對河北《雜文月刊》上對魯迅和周海嬰沒有根據(jù)一味拔高贊頌的寫法，提出批評。《柯仲平之“狂”》針對一篇題目為《狂士柯仲平》的文章里的不實描寫，提出指正；《不算情書》針對有篇題目為《書信中的丁玲》中把丁玲的《不算情書》當作“情書”來解讀和運用，提出辨證。高信先生在行文中特別注意拿證據(jù)說話，這證據(jù)，就是有說服力的即能反映歷史原貌龍去脈的具有“考古”價值的“書”。

　　另外，《長安書聲》里，還有對三原的《人民木刻》，蕭條荒涼的西安的《雍華》，在西安堅持出版了四年的《書報精華》，謝冰瑩在西安主持的《黃河》，《商州山歌》的手抄本等文化載體的鉤稽與研究。另外，對作者接觸到的對陜西文化有重要貢獻而在全國很有影響的文化大家，如王獨清、鄭伯奇、單演義、趙望云、衛(wèi)俊秀、鐘朋等，都作了有見地有切身感受的書寫。

　　在中國現(xiàn)代文化歷史上，陜西不在前沿，更不是中心地帶。1940年代延安的紅色革命根據(jù)地文化，無疑給陜西增加了許多榮耀，但是那屬于全國范圍的。今天陜西，幾乎是文化落后的邊沿地帶了。無論從讀書出版的檔次、讀書風氣、陜西人的現(xiàn)代意識等，都讓陜西文化人的腰桿硬不起來。有《長安書聲》的出版，雖然不能改變目前陜西文化落后的局面，但是總給人一點慰籍。使后人知道，在當年白色恐怖的環(huán)境里，陜西尚有如此的文化努力，雖不轟轟烈烈，倒也文脈堅存。(張學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