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dāng)年筆者得到這部圖譜，曾仔細(xì)翻閱一過，心中不禁產(chǎn)生許多疑竇。這是天籟閣主人項子京的書嗎？書中八十多件宋元明名瓷，爭奇斗艷，花樣百出，與存世瓷器形制款式存在很大差異。很多器形不是直接模仿宋代青銅器圖錄《宣和博古圖》《考古圖》，就是憑空臆造、畫蛇添足。有的甚至看圖就知道是根本不可能燒得出來的，如圖10、圖49、圖81、圖82等等。里面的文字雖說不多，但破綻很多。如將黃公望誤寫為“王公望”(圖11)，又申時行比作者項子京晚死二十四年，卻已著其謚號，這是不可能發(fā)生的常識錯誤。另外，在器物的定名方面也很不規(guī)范，甚至粗疏混亂，同樣經(jīng)不起推敲。如將定窯稱為“紫定窯”(圖3、14、18、24)，祭紅誤作“積紅”(圖6)，甜白誤作“填白”(圖21)。圖12“宋龍泉窯高足豆水丞”，更是外行，因豆這種器形都是高足的，而且與水丞完全不一樣。又如圖25“多嘴花囊”，圖47“佛指甲茶杯”等名稱，很不雅訓(xùn)，一看就不是出自文化人口吻。針對類似錯誤，郭葆昌在書中曲為辯解，認(rèn)為是項氏子孫傳抄失誤而成，有點此地?zé)o銀三百兩。至于卷首的項墨林小像，落款“賈瑞齡摹”，也不知出于何人手筆。歷史上好像只有一位賈瑞齡，但他生活在北宋時期，是《營造法式》一書插圖的作者。另外，福開森于民國四年在琉璃廠買到的那方北宋澄泥硯，形如鵝形，配紫檀盒子，據(jù)說是墨林山人著書用硯，我看更有點荒誕不經(jīng)。傳統(tǒng)文人是不用如此花里胡哨的硯臺的。喜愛古玩，搜羅明清古籍甚富的歷史學(xué)者鄧之誠，當(dāng)年曾去燕京大學(xué)圖書館專門披閱此書。他閱后也認(rèn)為：“以予觀之，必偽無疑，相傳《項圖》瓶類最多，稱名不一。此僅寥寥二蒜口瓶，其他亦與流傳宋元明瓷式不類，伯希和痛詆之，不為無見。”(《鄧之誠文史札記》，頁76，1936年9月3日條，鳳凰出版社，2012年)

　　因此不必大膽揣測，此書的出籠分明就是古玩商精心策劃的一個局。一幫做“洋莊”生意的好事之徒，假托明代第一大收藏家項子京的名頭，藉口怡親王府的秘笈發(fā)現(xiàn)，炮制出籠，物色獵物，引誘洋人上當(dāng)。可憐布紹爾、福開森等人信以為真，連連中計。歷史上，假托項子京的偽書，至少還有兩部，一部《宣爐博論》，講宣德爐的制造與鑒別，作偽的將項氏的生卒年都搞錯了；一部《蕉窗九錄》，涉及文房、古琴、古書、香料等等，書前還偽造了文彭的序言，《四庫全書提要》里已予證偽揭露(參見楊麗麗著，《天籟傳翰明代嘉興項元汴家族的鑒藏與藝術(shù)》，頁50-51，臺灣石頭出版，2012年8月)。至于郭葆昌，一代瓷器大家，難道他不知曉這是一部偽書嗎？為什么還要花費巨資，大張旗鼓地精印此書？其用心何在？令人頗堪玩味。

　　郭葆昌，字世五，河北定興人，古玩行中稱呼他“郭五爺”。他十七歲進(jìn)京，在古玩鋪當(dāng)學(xué)徒，掌握瓷器鑒定知識。由于為人機敏，善于辭令，受到袁世凱的青睞，將他留下當(dāng)差，很快飛黃騰達(dá)。袁稱帝，派他去景德鎮(zhèn)督辦瓷器燒造，一舉成名。他是瓷器史上公認(rèn)的殿軍人物，對瓷器振興有過貢獻(xiàn)。也因為袁世凱，郭從此發(fā)跡，衣食住行，無不鋪張浪費，排場很大。他的京城秦老胡同私宅，房屋就多達(dá)三百余間。

　　不過，這位郭五爺發(fā)達(dá)后倒也是個有脾氣、有“腔調(diào)”的主。他不忘舊誼，琉璃廠三代古玩商均與其交好，深受愛戴。他又頗有氣節(jié)，尤其對日本人不買賬。曾有日本古玩商山中買到一卷宋代趙子固山水，日商拿來給他看，他奪過手卷，一手拿手槍，一手出支票，“東西是我的了，要命拿支票快走。”山中沒法，悻悻而去。1924年溥儀出宮時將《中秋帖》《伯遠(yuǎn)帖》偷偷帶出，抵押在日本銀行。后來當(dāng)他得知到期未贖時，唯恐國寶失落東洋，花重金贖回收藏，一時傳為佳話。日偽期間，郭葆昌沒有下水附逆，并與諸多落水好友斷交。王蔭泰曾經(jīng)是他的好友，王出任日偽建設(shè)總署督辦前，郭曾多次規(guī)勸，但王置若罔聞，終于當(dāng)了漢奸。郭就不再與他來往，病重時還拒絕王去醫(yī)院看他。郭葆昌生前多次表達(dá)其珍藏瓷器捐獻(xiàn)故宮的意愿，他故世不久，其家人為他實現(xiàn)素志，故宮博物院曾辟專室予以陳列。至于《中秋帖》《伯遠(yuǎn)帖》在新中國成立后，為政府出資從香港其家人處成功收購，那更是后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