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溥儀出洋的經費也將在這些珍寶古物上尋找出路了。

　　監守自盜的行徑

　　將大批珍寶隨意拿出宮外顯然不太可能。于是，溥儀攜同其弟溥杰、英文伴讀載濤之子溥佳共同制定了監守自盜的方案，即以“賞賜”溥杰、溥佳為名，將珍寶名正言順地運出宮外。

　　關于此次盜竊的籌劃工作記錄在溥佳的一段自述中：“因為早在1922年前后，由于北京受到戰火的威脅，深恐溥儀一旦不能在宮內居住時，就無處可以避亂，就由我父親載濤在天津英租界13號路代溥儀買了一所樓房。……我們也考慮到一旦離開宮內，對于生活費以及出洋留學當時也想到外國去留學的經費，勢必感到極大的困難，因此，未雨綢繆，做了一些準備”。這是一段頗值得玩味的文字。實際上，清朝廷早已對復辟失去了信心，已開始為逃跑準備后路，同時力圖尋求外國人的支持，以求得保全平安，如此長遠計劃的開支哪是幾件珍寶所能換取的呢事實也是如此。1922年，日本東京、橫濱一帶發生大地震，溥儀極為大方地送去了價值30萬美金的古玩字畫珍寶，日本人前來致謝。“宮中出現的興奮氣氛竟和外國使節來觀大婚時相像”。陳寶琛說：“此舉之影響，還不限于此。”以此可以看出溥儀盜出珍寶的真正用途。

　　從1922年起，溥儀等人就秘密地把宮內所收藏的古版書籍和歷朝名人的字畫分六批盜運出宮。這批書籍、字畫為數很多，由宮內運出時，也費了相當的周折。因為宮內各宮所存的物品，都由各宮太監負責保管，如果溥儀要把某宮所存的物品“賞人”，不但在某宮的賬簿上要記載清楚，還需要拿到司房載明某種物品賞給某人，然后開一張條子，才能將物品攜帶出宮。此外，還有宮門守護的太監、宮廷外護軍的各崗哨、神武門外由民國步兵統領指揮的“內城守衛隊”等，如此眾多的耳目蒙混過關也實屬不易。他們想出了一個自以為非常巧妙的辦法，利用溥杰、溥佳每天下學的出宮機會，將“賞賜”溥杰、溥佳的字畫分批帶出宮。當時宮中正值內務府大臣和師傅們清點字畫，溥儀輕而易舉地挑選走了他們選出的上品。

　　由于善本書籍與溥杰兄弟平時隨帶的課本表面上大小形式一致，體積小，用黃緞包袱裹起來與平日太監們攜帶的黃綾包裹很難分辨出來，不致引起“內城守衛隊”的懷疑和盤問。所以“賞賜”便從那些尤為珍貴的宋元善本開始。經過一段時間的試探，那些麻木不仁的士兵竟被太監們欺騙過關了。從1922年7月13日起到9月25日止，盜出宮的宋元善本209件，總計502函，絕大多數是宋版，而且不乏官府監本精刻，其中以南宋臨安監本《韓文朱注》尤為珍貴。

　　有了前段的經驗，溥儀開始將“賞賜”轉向晉唐以來的法書名畫，他們熟練地先從卷冊下手。“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墨跡《曹娥碑》、《二謝帖》，有鐘繇、僧懷素、歐陽詢、宋高宗、米芾、趙孟、董其昌等人的真跡，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的原稿，有唐王維的人物，宋馬遠和夏圭以及馬麒等人畫的《長江萬里圖》，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還有閻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這些美術史上的名家名作都沒有逃脫溥儀貪婪的眼睛。清宮收藏的書畫都有特定的裝幀包裝，立軸有錦套，冊頁有綾錦包袱，手卷有淡黃或淡青花綾包袱，由軟緞作里，上面鈐有品名、等級、收藏地等印記，包袱外面都有楠木匣盛裝。值班的守衛當然不了解這一情況，誤以為是課本書籍，聽之任之，盜運進行得如此暢行無阻，他們的膽子更加壯大起來。“賞賜”從開始的一次10件發展到35件。如此“賞賜”從9月28日起到12月12日止，中間除去少有的間歇外，基本上是按天來的。半個月內原藏書畫卷子已基本上被洗劫一空，冊子所留有限，僅有軸子尚未經搬動。總共盜出手卷1285件，冊頁68件。事實上不僅僅此數，還有許多卷冊根本未列入“賞賜”清單。溥杰兄弟幾乎每天都從紫禁城帶走大包書畫，時間長了，引起了宮內人們的注意，不久，就有太監和宮伴問溥佳：“這些東西都是賞您的嗎”溥佳當時含混地對他們說：“有的是賞我的，也有的修理之后還回宮里來的。”可是，那些要修繕的字畫只見出，不見進，內務府心里已明白了大半，只是不知道古物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