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作品的題跋問題。這與著錄、印記同屬輔助材料，有誤題的，有掉換的，有作偽的等等。誤題又可分為題者本人認識出現偏差，如金章宗完顏璟誤題宋徽宗趙佶摹《張萱搗練圖》和《虢國夫人游春圖》，實非“天水”（趙佶）之筆，乃畫院高手所摹。傳為李公麟《九歌圖》，后有南宋洪勛等人題跋認定，但畫風不屬李氏，是南宋人作品；明人黎民表引首，高士奇題《馬麟荷香清夏圖》誤為馬遠；誤題《商山四皓、會昌九老圖》為李公麟。梁清標在《唐宋元集繪冊》中，誤題尤多，如將《峻嶺溪橋圖》定為唐人鄭虔，《玉樓春思圖》作王詵，《仙山樓閣圖》作趙伯駒，《溪山行旅圖》作郭熙，將《江亭攬勝圖》原有名款朱懷瑾而改作張訓禮。所謂米芾《云山圖》畫偽，而董其昌題真；李嵩《海屋天壽圖》，明莫是龍題真，畫偽；趙孟俯\《篆書千文》，大德元年款，高士奇題簽，乾隆弘歷重題引首，俱真，拖尾明人陳沂跋與趙氏篆書則屬舊仿。米芾《天馬賦》后有孫承澤、王鐸兩題皆真，但作品為鉤填。文征明《平廬草堂圖》后明人文嘉、文肇祉、王稚登、張獻翼題均真，畫有問題。元任仁發《飲馬圖》后姚公綬跋真，畫舊偽。李公麟《明皇擊球圖》，拖尾明初傳著，吳干及董其昌跋均真，畫屬南宋人筆。黃公望《砂磧圖》拖尾姚廣孝、魏驥、袁忠徹、徐守和、項子京等題俱真，畫舊偽。以上列出一系列有關題記，初步可認為出于誤題，原因是占有資料不足，或受習慣所囿，凡把白描作品一律當成是李公麟所繪。恰如米芾《畫史》所云：“世俗見馬即命為曹（霸）韓（干）韋（偃）、見牛即命名為韓混、戴嵩……”正是此意。其中題記本來為真跡作品而題，后來原本被人換掉，易以劣品，一分為二，以混淆視覺。還有就是明知原作不真，受畫商或友人情托，不得已而題之，這些情況不可能避免。因此說，真題記可以起到判定真贗的作用，同著錄、印記性質一樣，只能是起相對的作用。所以，書畫鑒定有個主從之別，主者為作品本身，從者乃輔助材料，對鑒定者本人至關重要。

　　所說的輔助材料，還有不少，如絹素、紙張、裝裱諸端，都在鑒定者研究考慮之內。這里，從正面提出更為直接有關的幾個方面，略加闡述，俾窺梗概。至于作偽的若干問題，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非三言兩語可能說清，它已形成鑒定工作的反面體系。目前，客觀上要求文物界在這門學科上著力，把它做一番總結，庶幾有軌跡可尋，而不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希望在本世紀內通過各方努力，能完成劃時代的工程，不勝祈禱之至!

　　當代書畫鑒定取得一致的共識，非常必要，但由于客觀和主觀雙方面復雜因素不可能對每件作品都能認識一致，即使將來鑒定進入科學領域，也難免會出現微小的偏差，這是在任何精密儀器上也不可避免的事實。也許真贗之辨可望解決。此類情況，不僅允許存在，而且留待今后研究者繼續從事探討，這才是應有的科學態度。

　　歷史上留下尚須解答的問題，實在不少。這些年中，我也曾試圖做一點工作，由于綆短汲深，能力有限，未必能觸及問題的實質所在。這里，借此機會，再一次表達初衷，有的是已經在國內外報刊上發表過的，有的是認識上初步形成自己的看法，尚在進一步醞釀中，有的是對國內外學者專家已作出的成績表示祝賀之忱。請舉要縷述如下：

　　首先要感謝我們的謝稚柳先生為上海博物館征集到旅美華人王南屏先生的王安石《楞嚴經要旨》和南宋的蘇州刻《王安石文集》。《要旨》屬王氏傳世代表作，而《文集》背面的７００通名人書翰，有關政治、經濟文書尤為珍貴。謝氏精于鑒賞，沉著而有魄力，終于克服許多困難，玉成此事，為文博事業貢獻至大。謝氏還辨認出美國弗利爾博物館藏原題為郭熙《溪山秋霽圖》卷，拖尾明文嘉、王稚登、董其昌、陳盟諸跋，元柯九思墨印，近代由上海龐萊臣售出。此圖歷來被作為郭熙之筆，謝氏經過與郭熙傳世諸作與王氏作品進行比較研究，撰文得出結論，認為郭熙與王詵的山水，同出源于李成一路，而郭與王的造型表面上形式相近，且歷來著錄均為郭熙《溪山秋霽圖》，從實質上講，這是將彼此之間畫風和畫家各自的個性混淆在一起的緣故，也就是說進行書畫鑒別中忽略了基本點--個性，說是元代卓越的名家柯九思也不能逃避的事實。又有傳世《雪竹圖》立軸，絹本，雙鉤兼暈墨烘染，無作者名款，亦無收藏印記和題跋，僅在靠石竹竿上倒書“此竹可值黃金百兩”八字，為玉筋小篆。就畫論畫，時代風格應早在北宋之初，技巧精妙，據我所知，無出其右者。因無任何第一手材料比較，于是謝先生只得查閱宋人文獻，逐一對照，最后做出此圖為五代徐熙制作的論證，有理有據，具有充分說服力。歷代著錄中，極少有此宏論，為今日古代書畫鑒定開辟了一條新路，這也是可喜的成果。此處尚需補充一句，就是說，如果王詵的《漁村小雪圖》和《煙江疊嶂圖》至今無由發現，欲作翻案文章，想必是有難于發現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