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指的是發生于十九世紀中葉(1843年)至廿世紀初期(1927年)時，一群畫家活躍于上海地區，并從事繪畫創作的結果與風尚。

　　就區域性而言，上海的開埠，所引發的社會發展──屬于政治的、文化的、生活的多元性，包括商業的頻繁已成為中國的活動特區，人民的生活也隨著商業興趣，而有更廣泛的視野；

　　就經濟的發展，使之富裕的象征,甚至酬謝禮物,便落在精致文化的發展上；就文化特質來說,繪畫創作是極為適宜的主題藝術。

　　因此,自古雖也有賣畫的記載,但文人大都以知音相贈,或停留在教畫授徒,以求“束條”的供養,雖然先有鄭板橋等人,有類似職業性的主張外,真正以畫為職業的事件,上海地區的繁榮,成為此風氣的催發者。

　　究其原因,當然是上海地區,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包括了政治的涉入,被劃入外國道商的港口;本身傳統文化的承繼,如揚州畫派的存留,事實上商賣與仕紳交往之間,繪畫畫法的贈酬,是極為現實性的禮品,典雅適宜；這項經濟狀況的衡量,也間接促成上海地區藝術活動的蓬勃發展,所以說上海的畫風已接近職業性、專業性的畫作,并且頗有現實性的題材,包括傳統人文精神的形式,諸如吉祥意義、道德品評、祈求理想等,甚至偏向具有“情緒”性的創作,如喜怒哀樂為內涵,這便是海上畫派大都以花鳥畫為主的主因。

　　因為山水畫較不易表現出大富大貴的即興題意,言及此,這又要檢視繪畫完成的快慢問題,花鳥畫頗具象征性的意義,配合人物畫亦近于人情世故的題材,只要安置妥當,畫家在快速度下,很容易達到預期的效果,而山水畫雖有簡筆畫法,畢竟無法草率,因此海上畫派的風格趨向民俗性的畫作,亦歷歷可數。當然就華畫發展而言,外延于內斂的充實,當畫家感受到仕紳與商業之間有所牽動時,如何引導人情高雅又簡明的畫法,是促成畫風的主因。

　　基于上述的理由,本文可從海上畫派諸多畫家,歸納出以下見點特點。

　　其一是花鳥畫為多,其次人物、再次山水畫,依序再為雜項題材,就傳統的意義上,有來自古詩詞、文學作為基調,再佐以西方反視法、結構法、設色法等,在筆法墨法的應用上,簡逸而明快,只求意境而略其形式。

　　其二頗具象征性的表現,不論是花鳥或人物畫,富貴寓于牡丹等花卉,結義于桃園等借古喻今,山川風光于南山之麓等,都是具有象征的手法,請究內涵的充實。

　　其三是造型與色彩華美,為了實用性與現實性,在造型的流暢上,以及較濃艷的色澤上,頗能迎合商業性的活動,也較受一般人所喜愛,此一風格顯然也受西風美術表現法的影響。

　　其四強調畫法的根源,與清代的考據學有相當大的關系,因此常有模仿或模擬的同類畫作出現,然求畫者絡繹于途,即表現出此畫作其來有自,已開始有形式化的趨向。

　　除了這些特點外,畫家的作畫數量也有大量生產的趨勢,至今尚能檢視的海上畫派的畫作,恐仍無法估計。

　　就比較常被討論的畫家,依其畫風可略提幾位代表性的畫家,以為進一步深層研究的參考。

　　在此可分為：

　　“民間畫派者”有朱熊,工花卉,師法白陽山人,尤有篇章簡逸之筆；張熊﹝花卉冊;1872﹞,工花卉,畫風保守,晚年作沒骨、水墨淋漓,用色艷而不俗,子弟甚多；王禮,習花卉,取逕新羅、陳老蓮、惲南田等人,弟子有朱偁、任伯年等人;任熊,構圖奇特、變化多樣,善人物、花鳥等,與任薰、任頤、任預等人被稱為早期海派“四任”之首;朱偽,初學張熊花鳥,后師承王禮,從其學者亦多；錢慧安以人物畫為多,花卉次之,從其學者亦眾；任薰,人物、花卉、山川皆師其兄任熊之筆法:吳嘉獻，人物仕女、山水、花鳥等為專長；任頤，花鳥、人物走獸均佳,畫風更近民間現實精神。此一派風格,延續在中上層社會中,所傳承之美學理念,除了文人畫精神的原素外,加入通俗的平實題材,有借景寫意的意義,并且開始有西方式的寫生事實,顯然受到近代西方美術觀念的影響，其影響近代五十年的中國畫風,也歷歷可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