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解放后的表現讓人遺憾——例子俯拾皆是，不勝枚舉。正因為這種種表現，他身后的是非也就多了起來。郭沫若所以有這樣的“榮幸”，原因當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還是對名位的孜孜以求——“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為了得到心目中的名位，他當然只有先付出自己作為文人的橫溢才華和鏗鏘文辭了。

　　事實上，郭沫若對名位的爭奪，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有讓人大開眼界的表演，各位不妨一看。

　　20世紀初是周氏兄弟脫穎而出的年代。原因很簡單，中國的新文壇是在新文化運動中形成的，而新文化運動是由《新青年》倡導和主持的。作為《新青年》雜志中期的主要作者，魯迅和周作人雖未從一開始就投入新文化運動，在運動中也沒有擔負領導的職責，但由于他們發表的小說、雜文、文學評論等，不但顯示了以新道德批判舊禮教為核心的“思想革命”的鋒芒和威力，而且顯示了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文學革命”的最大成績，因此，人們都把他們當作新文壇的核心人物。與之同時代的郭沫若，則是在新文壇形成以后走上文學舞臺的，他的成名作《鳳凰涅槃》的發表時間，比魯迅的成名作《狂人日記》和周作人《人的文學》晚了兩年，且其本人當時又在日本留學，沒有直接參加新文化運動，與運動的領導者沒有密切的關系，所以在新文壇上，他最初還處于比較邊緣的地位。然而，他卻不甘于寂寞。

　　事情發生在1920年。郭沫若寫新詩始于1919年下半年，因系新人，加之詩寫得并不出色，故而詩作經常被國內的刊物退稿。原本就自命不凡的他，難免因此憤憤不平。后來得到主編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副刊的宗白華賞識，才有了一個比較固定的發表園地。然而好事多磨，后來“學燈”的編輯由宗白華換成了李石岑。李與郭沒有特殊的關系，對他的作品自然不會給予特殊處理。1920年10月10日，“學燈”副刊出版“雙十節增刊”， 依次發表周作人譯波蘭作家的《世界的霉》、魯迅的小說《頭發的故事》、郭沫若的歷史劇《棠棣之花》、鄭振鐸翻譯的《神人》。《棠棣之花》排在了周作人和魯迅之后，郭沫若大為光火，于是寫信給李石岑，表示創作是“處子”，翻譯是“媒婆”，不能把后者放在前者之上 。這表面上是為創作爭地位，其實是為自己在文壇上爭地位——這一點，在他1936年11月10日所寫的《我的作詩的經過》一文中，有清楚的解釋：“李君對我每每加以冷遇，有一次把我一篇自認為煞費苦心的創作登在一篇死不通的翻譯后面。因而便激起了我說‘翻譯是媒婆，創作是處女，處女應該加以尊重’的話。”

　　有意思的是，時隔10年之后，郭沫若再談及此事，說法又有不同。1946年，郭沫若在《魯迅與王國維》一文中這樣說道：“我第一次接觸魯迅先生的著作是在民國九年《時事新報？學燈》的《雙十節增刊》上。文藝欄里面收了四篇東西……《頭發的故事》給予我的銘感很深。那時候我是日本九洲帝國大學的醫科二年生，我還不知道魯迅是誰，我只是為作品抱了不平，為什么好的創作反屈居在日本小說的譯文的次位去了？那時候編《學燈》欄的是李石岑，我為此曾寫信給他，說創作是處女，應該尊重，翻譯是媒婆，應該客氣一點。”郭沫若此時解釋：其實自己是在為魯迅鳴不平。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這當然不是因為郭沫若對魯迅突然有了好感，也不是因為他經過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看重名位這種“資產階級思想”有所改造；而僅僅是因為毛澤東在1940年1月《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其中對魯迅作出了高度評價。郭沫若自然也就順風扯帆，成為魯迅的“知音”和“衛士”了——這自然也是為了保住自己左翼“文化班頭”名位的必要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