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他當初因為名位而對周氏兄弟不滿的言論，是引起了魯迅反感的。當時，他那封“創作是處子，翻譯是媒婆”的信在李石岑編的另一本雜志《民鐸》(1921年2月號)上發表，當即引起了魯迅對郭的不以為然。再加上郭沫若當年7月又和成仿吾等人組織成立創造社，與魯迅支持的文學研究會(1920年10月成立)分庭抗禮，所以，魯迅對郭沫若等人很不感冒。他于1921年8月29日在寫給周作人的信中表示：“又云郭沫若在上海編《創造》(？)。我近來大看不起沫若田漢之流。又云東京留學生中，亦有喝加菲而自稱頹廢派者，可笑也。”后來，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的矛盾加劇，與魯迅自身所屬的“語絲派”也產生了糾葛，魯迅與創造社諸君(除了與魯迅有私交的郁達夫)的隔閡自然也就進一步加深了。所以，郭說這封信不是為自己名位而發，而是為魯迅爭地位鳴不平，顯然是在盜“魯迅知音衛士”之名。

　　郭沫若這種僅僅因為文章在刊物中的排名不靠前，就對其他作者乃至編輯大發牢騷的名位爭論，不止發生過一次。20世紀30年代，施蟄存在辦《現代》雜志時，也碰到過。

　　據施先生回憶，他創辦《現代》，得到許多前輩作家的支援，唯有郭沫若因為遠在日本，他沒有機會登門求助。當時郭沫若的文學創作，大多由上海光華書局或現代書局出版，而以葉靈鳳為聯系人。施先生曾幾次托靈鳳向郭約稿，始終未能如愿。1933年3月，施先生親自寫信給郭，請他為《現代》寫一篇關于創造社的文章，因為當時施蟄存正在計劃請各個文學社團的主要人物為他們的社團留一個史料。但郭沫若復信還是未允，施沒有辦法，只好請張資平寫了一篇《曙新期的創造社》。到了9月初，施先生再次和杜衡(《現代》另一位編輯——筆者按)聯名去信，請他為《現代》四卷一期特大號寫稿。這一次，郭沫若同意了，允許把預備讓現代書局印行單行本的《離滬之前》先在《現代》上發表。

　　施蟄存取得《離滬之前》全稿后，把刊物的1/3篇幅留給了該文。這一期雜志應當在11月1日出版，全稿交發印刷所排印是10月1日。《離滬之前》是散文，恰巧這一期的《現代》另有一篇周作人的散文，施蟄存就在目錄上把郭沫若的名字排在了周作人之后。結果，這一排列被葉靈鳳看見，就寫信告知了郭沫若。見自己文章又一次排在了周作人后面，郭沫若和13年前一樣大動肝火——也許更生氣，于是，在文稿還在排字房的10月中旬，他寫信給葉靈鳳，內容是通知對方：《離滬之前》馬上就印單行本，不要在《現代》上繼續發表。想想，這對《現代》是多么難堪的一件事——文章已經排定，并且去了打字房。施蟄存等人大窘，萬般無奈，只得在已排印的郭文文末加一行小字，申明本文即將出單行本，下期不再續載。

　　為了善后，施蟄存又和葉靈鳳商量，請他寫信給郭先生解釋：因為同是散文，故目錄上雖是先周后郭，但書內正文，郭文并未排在周文后面——也就是說：雖然名義上周作人在郭沫若前面，但內容上，還是郭沫若在周作人前面。郭沫若這才又在11月初回信施、葉，說《離滬之前》可以繼續在《現代》發表。這一來，施先生他們更頭痛了：這不在剛出版的《現代》上已經申明“本文即將出單行本，下期不再續載”么，怎么又食言了？后來在載有郭沫若第二部分文稿的四卷二期的《現代》的“編后記”中，施先生只好再作說明：“本刊上期刊登郭沫若先生的《離滬之前》，本擬不再續載，現承好多讀者紛紛來函要求繼續刊登，因此又在本期上出現了。”

　　此事還沒有完。四卷二期的《現代》出版后，為保證下一期發表的《離滬之前》最后一部分不再有問題，施蟄存和杜衡給郭沫若去了一封信。這封信大概寫得非常婉轉、恭敬，使郭的不愉快渙然冰釋。次年1月中，施蟄存收到郭的復信，全文是：“大札奉悉，前致靈鳳函，所爭非紙面上之地位，仆雖庸魯，尚不致陋劣至此。我志在破壞偶像，無端得與偶像并列，亦非所安耳。大致如此，請笑笑可也。專復，即頌撰安 杜衡 施蟄存二先生 郭沫若 一月十日。”明明自己想做文壇“偶像”，卻硬要表示與世無爭，以致施先生的最后感慨是：“大作家不容易侍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