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清代張潮所輯《虞初新志》，發現其中收錄了一則發生于商州的故事，情節曲折，意蘊深遠，頗可一述。
　　《虞初新志》為清初張潮選編的短篇小說集，成書于康熙年間，收錄內容以人物傳記與奇聞軼事為主，選錄標準強調“事奇而核”“寫照傳神”。張潮，字山來，號心齋，歙縣（今安徽黃山）人，自幼聰穎，“好讀書，博通經史百家言”，弱冠即補諸生，文名遠播，然屢試不第，遂“以貲為翰林郎，不仕”，閉門著述，作品涵蓋詩、文、詞、曲、筆記等數十卷。《虞初新志》共20卷，隨選隨刻，歷時20余載方成完帙。
　　“虞初”原為漢武帝時人，曾據《周書》改寫小說性質的《周說》900多篇，被張衡《西京賦》稱為“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后人遂以“虞初”指代小說。明代已有《虞初志》一書，湯顯祖、鄧喬林亦分別撰有《續虞初志》《廣虞初志》。張潮之后，鄭澍若又編《虞初續志》，形成一系列以“虞初”為名的短篇小說選集。
　　《虞初新志》卷十七《物觚》中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康熙三十一年（1692）及次年，陜西連續大旱，顆粒無收，百姓紛紛逃難，餓殍遍野。渭南農民趙午，在賣掉兒女后，家中僅余老母與妻子，存糧即將告罄，只得攜母帶妻，擔著鍋具余糧，加入逃難隊伍，欲往湖北湖南一帶謀生。
　　一路上，趙午挑擔前行，妻子王氏攙扶年邁的婆婆，步履艱難。王氏對婆婆恪盡孝道，趙午卻嫌老母行動遲緩、食量不減，漸生厭棄之心。
　　康熙三十二年（1693）4月，一行人進入商州境內，山路崎嶇難行。趙午放下擔子，對王氏說：“老太太走不動，你攙扶也辛苦。不如我們換一換，你挑擔先行，我扶她隨后。”王氏應允，挑擔先走，于路旁歇息等候。不久，只見趙午獨自快步趕來，王氏驚問婆婆何在，趙午答：“隨后便到。”王氏怒責：“龍鐘老人，怎能讓其獨行？”言畢便將擔子交給趙午，欲返回尋母。趙午大怒，連摑王氏數十耳光，仍無法阻止，索性不顧妻子，獨自挑擔離去。
　　王氏沿原路折返，在一處僻靜之地，見婆婆被綁于樹上，面朝樹干，口中塞滿泥土，氣息奄奄。她急忙解繩掏泥，又以山泉灌救，婆婆方才漸漸蘇醒。
　　經此折磨，婆婆身體更為虛弱，無法行走。王氏遂背負婆婆，蹣跚前行。行約二里外，忽見地上散落擔子與衣物殘骸——趙午已遭虎噬。王氏仰天痛哭：“天也！趙午棄母，逆天悖理，終遭虎噬，實乃天意報應！”路人聞之，無不唏噓嘆息。
　　其時，商州知州戴良佐正在龍駒寨賑濟災民。王氏背負婆婆行至此處，疲憊不堪。戴良佐召問情由，深為感動，贈以銀兩，勸其攜婆母返回渭南，勿再漂泊。王氏感激涕零而歸。
　　此故事原出于清人鈕琇《觚剩續編》卷四《物觚》，題為“噬逆”。鈕琇，字玉樵，吳江（今江蘇蘇州）人，拔貢出身，康熙年間曾任陜西白水知縣，并代理蒲城知縣。其人好游歷，喜著述，撰有《臨野堂集》《觚剩》及《觚剩續編》等。據乾隆《同州府志》載，其《觚剩》“秦觚”部分即任職白水時所撰。光緒《新續渭南縣志》亦收錄此則故事。
　　故事中的商州知州戴良佐，歷史上確有其人。據雍正《陜西通志》及乾隆《直隸商州志》等載，其為漢軍正紅旗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至三十六年（1697）間任商州知州，曾捐銀購地，以租金資助貧困學子。虎患一事在舊志中也時有所見，乾隆《直隸商州志》卷十四就曾引述《玉堂閑話》，記載了商山道上猛虎傷人，行旅機智逃生的故事。山陽縣戶家塬鎮有地名殺虎嶺，即因清代曾有勇士殺虎于此而得名。
　　張潮編選《虞初新志》的一大特色，在于篇末常附批語，借以抒發己見，或評事論人，激昂慷慨；或賞文析筆，咨嗟詠嘆。然此則故事之后，竟無片語評點，不無遺憾。
　　這則故事堪稱清代民間道德敘事的典型代表，通過善惡分明的人物塑造與因果報應的情節設計，強化了傳統孝道倫理。敘事節奏緊湊，張力迭起；文化意涵上，則以“虎噬逆子”的超自然懲戒，折射出民間對道德秩序的樸素信仰，以及在極端生存環境下對人性與倫理的深刻拷問。其背后真實的歷史背景，更使故事超越單純的道德勸誡，成為觀察古代社會災荒應對與倫理秩序的一扇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