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2025中國保險創新論壇

　　2025年12月17日，以“融創共生”為主題的第20屆中國保險創新論壇暨第20屆中國保險創新大獎頒獎盛典在常州舉行。清華大學中國保險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馮潤桓發表了主題演講。

　　馮潤桓指出，當代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的挑戰，但其深遠的影響將在未來二十年后更突出呈現。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長期護理制度，需要妥善地處理相關參與者，比如醫療機構、護理機構、失能老年人、工齡人群等各個社會主體的經濟關系與激勵機制。對比國外制度先行國家，例如日本的介護制度，我們才能取長補短，學習他們的成功經驗和歷史教訓，避免或解決日本出現的人口老齡化的社會問題。

　　以下是馮潤桓的演講全文：

　　2025年7月2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正式下發《關于加快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意見》，將在未來三年左右時間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從這項制度的走向來看，應該更多借鑒了日本的長護險制度，而不是美國的制度。美國主要通過商業保險來推進長護險，而我國則希望把長護險納入到社保體系。

　　人口危機的經濟負擔

　　我國目前遇到了人口老齡化問題。人口老齡化涉及到三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長壽化，隨著醫療技術的增長，人們的自然壽命在增長。這也不全是好事。自然壽命和健康壽命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如果壽命很長卻活得不夠健康，是當事人的痛苦也是社會的負擔。健康的、高質量的、高品質的生活能不能也同樣增長？這不僅是一個醫學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

　　第二個因素是少子化。我國從2016年開始放開二胎政策，2016到2017年出現了最后一個小的新增人口的高峰，之后就開始一路下降，2017年新增人口是1700萬，今年預測應該是800萬左右，已經減半，所以未來少子化是一個巨大的問題。

　　對當前中國人口老齡化影響最深的是第三個因素嬰兒潮，是指建國以后的第二次嬰兒潮。建國后共有三次嬰兒潮，第一波就是建國后出現的。很多國家的人口都會在戰后報復性增長。第二波是三年自然災害1962年之后到1970年這段時間。第三波就是回聲潮，也就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這段時間。當前社會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其實是受第二波嬰兒潮影響，也就是60年代出生、剛剛要進入退休年齡的這波人。這波嬰兒潮對社保的影響其實當前并不大，我們現在大部分地區的社保還是有盈余的。真正應該警惕的，真正對社保的影響，應該是當前少子化對未來的影響。

　　我國社保主要以現收現付制度為主，未來出現收支差距比較大的問題時，是2017年左右出生的部分人，他們步入職場后的十到二十年。這些人現在的年齡大約是8歲左右，等他們進入工作年齡、成為勞動力人口，預計要15年到25年之間，新增勞動人口就會減半。那么就在2040年到2045年這個期間，如果按現行社保制度，就會逐步出現給付危機。同時還有一個挑戰，就是60年代出生的這部分人現在是活力老人階段，20年之后，這部分人到80歲以后，至少有1/3的人可能進入失能或半失能狀態，我國還會面臨長期護理需求激增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老齡化會帶來社會保障制度的變革。從社保角度來講，國家已經意識到這在未來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國家正在建立長期護理保險體系。在這一方面，我們可以了解一下日本的做法。日本早在90年代就已進入老齡化社會，90年代到2000年這個階段，是其銀發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

　　日本介護保險制度

　　日本的介護保險制度，就是我們所說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是在2000年以后重新建立起來的，當然之前之后都進行了一些變革。觀察日本現有的介護保險制度，從籌資角度來講，分為兩個人群，第一號被保人是65歲以上的老年人，介護保險的保費從養老金中扣除；第二號被保人是40歲到 65歲的人群，40歲以后就必須交介護保險費。在這一工齡人群中，介護保險的保費大概占到工資的0.9%到1%左右，與健康保險一同按工資比例扣除或定額繳費。

　　中國剛剛引入的這一制度，兩辦發布的長護險規定，應該是在未來的三年之內要建起來。目前國家層面提出職工長護險費率控制在工資收入的0.3%左右，而且我們要采用的制度是城鄉統籌，不再像原來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是把城鎮職工與城鄉居民分開。但對于未就業的城鄉居民將會減半。跟日本相比，我們國家目前的長護險負擔是更低的。但未來籌資金額是否足夠，也是比較大的挑戰。

　　在日本，65歲以上的老人，進入失能階段，可以申請介護度認定，達到認定標準，就可以享受長期護理的待遇。當然如果40到65歲之間出現了16種老年化引發的特定疾病，也可以申請。介護體系非常復雜，到哪里去獲取失能鑒定？如何獲取介護服務？哪個機構提供服務？怎么去安排生活？這些非常復雜，所以日本有專門的服務機構做介護規劃。日本的介護服務有很多類型，比如居家、社區、機構等，這與我國的9073養老模式的概念差不多。此外，介護保險制度還提供一些綜合性的養老器械租賃、適老化改造等服務。

　　從支付水平看，大部分人需要承擔10%左右的服務費，高收入的話可能要承擔更多。這個支付水平是2008年以后改革的結果，最早時大部分人需要承擔30%，然后由國家支付的部分中有50%是介護保險資金池中的資金，另外50%是國家財政補貼。從給付來源來看，其制度設計已經出現介護保險資金本身不足以支付開支的狀況，所以需要動用一般性財政來支付。

　　那么我國未來會不會出現這種現象？我們的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已經出現了高額依賴地方財政補貼這個問題，未來長護險的制度設計會不會給地方財政帶來更大的經濟負擔？這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制度挑戰與啟示

　　從日本介護保險來看，自2000年重新建立以來，第一號保險人（65歲以上人群）保費一直在增長，每年都保持15%左右的增長速度。而第二號被保人，也就是工齡人群的保費剛開始增長得非常快，最近幾年調整到比較穩定的狀態。如此快速的保險費增長，說明其在起初的設計上是有低估成本的。

　　與此同時，介護制度的自付成本也在增加，對于老年人來說，養老也出現了很多問題。比如2019年日本金融廳就發布一個報告，明確做了測算，比如65歲的一對夫妻，雙方都沒有工作，他們未來再繼續生活30年的話，就出現了2000萬日元、大約100萬人民幣的資金缺口。這在當時引起了相當大的恐慌——低收入人群依賴社保制度是不是不足以養老？雖然日本的制度比別的國家走得更遠，但仍然出現了很大的問題。這是值得我國在未來的制度設計上需要警惕和深切關注的。

　　日本出現的問題除了資金缺口以外，還有典型的人性道德問題，比如護工對高齡者的虐待問題，訴訟案不斷增加；另一方面護工的權益也經常得不到保障，出現了護工嚴重不足的現象。日本介護保險制度是按照國家認定標準給各類護理服務支付服務費。然而護工的平均收入是低于社會平均收入的。所以日本的護工人員嚴重短缺。人們被迫需要“互助”解決方案。日本還發明了一些新詞，叫做老老介護、認認介護，也就是65歲以上身體健康的老人去照顧那些身體更差的老年人。還有認知障礙的患者，去照顧比他更嚴重的患者。但這樣帶來了“介護疲倦”，出現護理人員的心理健康問題，很多相關的社會問題不斷呈現。

　　所以在2008年，日本對介護制度重新進行改革，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待遇，降低高齡人群的自付比例，當然代價就是社會保障成本的急劇增加。目前日本討論較多的是護工人員不足的問題，有很多關于引入外國護工，以及運用高科技手段輔助或者甚至替代人工護理的討論。當然我們也要警惕技術萬能主義的陷阱。高科技能幫助促進長期護理服務的質量、讓護理服務更加安全，提高對護工人員的保護。然而，科技本質上還是這個制度下利益攸關者使用的工具。我認為，解決制度問題的根本是參與方的經濟利益平衡問題。

　　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參與者的激勵機制問題，還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在勞動人口急劇下滑和長期護理需求急劇上升之前，中國未來有15-25年的“試錯”窗口期。從日本先行實踐的成就與教訓來看，中國的護理制度設計需要良好地、妥善地處理利益攸關方的經濟利益，比如政府、醫療機構、護理機構、“新”老年群體、失能老年群體、工齡人群等各個方面的關系問題，才能吸取日本的經驗，真正長久解決或者避免日本出現的養老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