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施平

　　訪談嘉賓：袁志剛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4月起，國內一批城市陸續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上海也再次以1820元蟬聯最低工資標準最高地區。外界有人認為，這一政策是 “紙上政策”，甚至不但無用甚至有害就業。這一意見是否中肯？就業問題研究者指出，最低工資標準不能簡單地套用市場供需關系來作分析，而要平衡地考量勞動保障、企業成本和物價控制等因素。

　　解放評論：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對哪些人群會產生影響？對于勞動者的 “托底”保障作用有什么意義？

　　袁志剛：最低工資標準上調，應該是一個好消息。可以肯定地說，勞動者收入增加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包括美國、法國等都有最低工資要求，這是對勞動者的一種保障。我國勞動者目前還沒有一個集體議價的機制，尤其是民工，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盡管近幾年政府在解決民工欠薪問題以及制訂最低工資標準等方面下了不少工夫，但局面沒有得到根本性扭轉。政府設定最低工資標準有利于維護一部分低收入勞動者的權益。

　　解放評論：對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來說，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是否會推動勞動力成本上漲？

　　袁志剛：上海的平均工資在全國來說已經很高了，所以這方面影響其實不大。像上海這樣的特大型城市，如果還有企業開出的工資低于最低標準，那么這樣的企業恐怕不適合在上海發展。因為上海的地價等要素價格很高，應該用于發展有更高附加值的產業，否則就是在一個很低端的水平去競爭。現在各地都在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但是要避免互相攀比，工資調得過高勞動力市場就會產生僵化。歐洲就有這樣的先例，由于工資定得過高，使得企業在全球競爭中失去了優勢，一些工作崗位就消失了。

　　解放評論：最低工資標準上調與物價上漲有什么關系？能不能抵消掉物價上漲對低收入勞動者的影響？

　　袁志剛：最低工資與勞動生產率和物價上升都有關系，勞動生產率提高最低工資應提高。同時，最低工資提高應與物價指數相聯系，這樣做對勞動者有好處。因為絕大多數勞動者無從獲得充分的信息源，比如企業的利潤、經營的好壞等，但是最低工資標準不能提得過高，特別是不能把其弄成一個指標。只有在經濟形勢很好，就業市場十分景氣的情況下，才能夠較快地去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解放評論：政府如何更有效地提高基層勞動者的收入？

　　袁志剛：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前提是要讓企業賺錢。對于超正常利潤的企業，應該通過集體議價的方式進行，盡可能讓勞動者獲得其應該獲得的收入份額。而對于利潤微薄企業中的低技能勞動者，如果一方面想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又要保全勞動者的就業，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減稅和讓利的基礎上提高工人的工資。在收入分配和工資變動過程中，我們還是要堅持一些基本的理念，即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堅持市場機制調整優先的理念、宏觀調控政策中的就業優先理念，等等。政府要做市場機制不能做的事情，如社會保障和收入在二次分配中轉移支付，把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回饋給勞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