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軍
云南省審計廳日前完成的對云南4個州市車輛超限治理工作專項審計調查顯示，超限治理經費大部分用于人員支出，占總支出的52%；公路維護保養及站點建設僅占總支出數的16%，公路養護資金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在處罰中，不少地區未嚴格按規定標準執行，各地處罰金額均低于處罰標準，且處罰金額不一，影響了治超執法的公信力。（7月22日中國青年報）
云南審計廳治超審計專項調查得出的這一結論，顯然跟大家的直覺或者想象落差過大，不少人特別是運輸業主想必都可能會詰問，治超罰款真的普遍低于處罰標準嗎？
從不時曝光的執法案例來看，社會普遍反應處罰不是偏低而是偏高了。個別地方或明或暗“發明”、“創新”的罰款“月票”、“年票”以及罰款不給票，不僅是以罰代法、創收執法和以罰代治、以罰代養的問題，而且暴露出處罰金額低于處罰標準的“秘密”，許多實際發生的罰款，未納入統計，被執法部門給截留使用了。
河南省商丘市梁園區境內管護的110公里公路，執法的人員竟高達200人，相當于兩個人管一公里，財政無法承擔全部費用，自然只能是靠路吃路、上路罰款。雖是極端個案卻很有代表性，執法人員“超載”、創收沖動“超載”，執法的重心難免會從“養路”轉向“養人”，從“治超”轉向“逼超”，進而陷入越治越超、道路也越來越不堪重負的怪圈。
云南審計出的“治超”問題，提示我們，要對執法隊伍規模、執法經費來源、執法人員福利、罰款專項管理應用等做出切實規范，從治理執法亂象入手加大治超的力度，既降低公路養護對罰款的依賴，又確保公路治超執法罰款更多地用于公路養護；既杜絕以路養人現象的發生，又減輕運輸業主負擔，弱化超載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