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以來，中國一貫高企的投資增長率出現趨勢性下滑，到今年前8個月，投資增長率已經只有16.5%。如何看待當前投資增速的放緩？記者就此專訪了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

　　《經濟參考報》：您如何看待今年以來投資持續下滑？

　　劉偉：中國的投資需求數據一度很好看。2008至2012年，連續五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都在20%以上。增長率很高，但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推動的。以政府為投資主體，第一沒有市場效率，第二不可持續。中央政府財政赤字占G D P的比重現在已經到達2%以上，高的時候達到了2.8%。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地方債務的風險越來越大，已經引起中央高度關注，還有多少財力繼續投呢？這就有可能導致投資需求不可持續，關鍵是企業的力量不夠。

　　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創新力不夠，有錢也找不到新的投資機會。在原有產品結構不升級的情況下，投資就是重復建設，重復建設就是泡沫。小企業是需要投資的，但沒有正常的融資渠道，2013年上半年民間借貸綜合貸款利率超過了15%。大企業有錢投不出去，小企業想投沒有錢，所以必須依靠政府來投資。投資需求把政府高度套牢，在政府擇機退出之后，企業力量沒有跟進，那就必然引起投資增長的回落。

　　《經濟參考報》：如何認識投資增長率趨勢性下滑？

　　劉偉：從需求結構上看，新世紀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由出口和投資拉動，2007年以前是出口和投資，而在全球金融危機后則更多地依靠投資拉動。目前在我國的國內總需求中，投資或者說固定資本形成所占的比重已經達到50%左右，而在大多數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這一比重都在30%以下。即使是新興工業化國家，在高速增長階段時達到40%以上的也很少。日本在高增長階段，1970年這一比重最高曾達到39.5%，現在已經回到30%以下。這種高積累對我國一定時期的高增長具有積極作用，但同時也帶來了投資效率降低、產能過剩以及經濟增長不可持續等一系列問題。而從經濟發展階段上看，伴隨著生產結構的變化，需求結構也必然要發生變化，第三產業的地位提升需要在最終需求方得到居民和政府消費的配合。因此，在需求領域，由資本拉動轉化為消費拉動也是我國由上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必然選擇。

　　《經濟參考報》：那么，如何根據經濟發展的新形勢調整需求結構？

　　劉偉：調整最終需求結構比調整產業結構更加復雜，因為最終需求的形成需要有各個收入部門，包括政府、企業、居民、國外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來支持，而這種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實際上就是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格局，最后形成了國民收入的最終使用。現在我們用基尼系數和居民收入組反映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只是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即居民部門內部收入分配中的問題。但在實際上，如果從整個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也就是宏觀分配的角度上看，形勢同樣是嚴峻的。　　　　　　　　　　　　　　　　　　　　  問題在于各級政府為了實現經濟總量的擴張，在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上，政策取向是鼓勵投資，從而導致收入向政府和企業資本傾斜，由此導致居民部門的收入不足，消費增長乏力，而由投資形成的過剩生產能力尤其是消費品生產能力不能被充分消化，事實上形成了無效生產，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因此，對于投資活動，不應只看到它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還要看到過度的投資事實上是在浪費經濟增長的成果。

　　對于各級地方政府而言，他們更關心的是增加投資，由投資帶動增長，再用增長的成果來改善民生，如果沒有投資帶動的增長，那么改善民生也面臨問題。但是，如果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是這種政策取向，在國民經濟層面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投資和消費的失衡，而且這種失衡是逐漸形成不斷擴大的，短期調控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可能因為動作太急造成現存的產業鏈和資金鏈斷裂，對經濟增長產生更大的沖擊。

　　所以在調節國民經濟的需求結構中，主要應依靠中央政府對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調節，由此影響到國民收入的支出結構和需求結構。同時，各級政府自身支出結構的調整同樣也可能影響到最終需求。因為在最終消費中，不僅包含居民的最終消費，還包括政府以公共服務方式提供給社會的政府消費，如有關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就屬于這種消費。我國現代化進程的階段性目標，是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從我國人均收入水平的發展趨勢來看，在2020年前后，中國將會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無論是小康社會還是高收入國家，其基本特征都是人民的生活消費水平在整體上達到一定的標準。因此對中國而言，在現階段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逐步地放緩投資的增長，將更多的國民收入增量轉為消費，不僅是提高增長質量的要求，同樣也是經濟和社會發展提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