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央黨校給新一屆干部學員發了一本特殊的“維穩教材”，就是阿來的《瞻對--一個兩百年的康巴傳奇》。

　　“如果沒有《瞻對》，阿來是優秀的作家；《瞻對》則證明了他是一個真正在民族意義上的大作家。因為他的書寫不僅僅是個人的創作，同時也承擔了民族的過去和現在賦予作家的全面責任。”評論家李敬澤說。

　　可是“大作家”也難免遭遇尷尬。在魯迅文學獎評選中，起初在報告文學獎初評遙遙領先獲得全票的《瞻對》，終評票數為“0”。

　　面對大起大落的戲劇性結果，阿來會怎樣？

　　參加某文學獎頒獎時，有記者采訪另一位作家，說著說著扯到諾獎了。那位作家說：這就是我寫作的動力。記者又問阿來，阿來說：自己主動想得獎的作家是可恥的，文學史長還是文學獎長？我是文學“原教旨主義”，我堅持文學根本。第八屆茅盾文學獎之后，有人問阿來，對于自己的作品落選有何看法。阿來正在高山看云。他一口回絕：這些與我毫無關系。得獎能解決什么？肯定有很多好處。我最想得到的好處，是把小說寫得更好。可是得獎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這一次，向來對評獎問題抱無謂態度的阿來，拍案而起，發表聲明《我對第六屆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獎項的三個疑問》，就體例、程序及作品本身三問魯獎。

　　“我堅信，這不僅僅是關乎我個人的短暫的終將消失的榮譽，更是關乎社會的正義，更關乎要抗議一些人假文學之名以非文學的手段傷害文學的尊嚴。”阿來說，當時出來說這件事，他也反復想過，因為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是整個文學界的開放性和公正性的問題，是怎樣使評獎不流于形式的問題。如果只是因為一本書沒有獲獎，也未免太小氣。

　　2014年魯獎評選雖然引起較大風波，但之于阿來只是一段小插曲。因為他既沒有申報，也對是否得獎沒有任何期待。再怎么沸沸揚揚的喧囂事件，也經不住時光之刃的打磨。熱鬧的話題隨風逝去，作品才是考量一位作家的試金石。

　　《瞻對》完成之后，有一些藏族人看了很憤怒，質問阿來：瞻對怎么被你寫成這樣？阿來說，歷史就是這樣。祖先的口傳是虛構，文學虛構可以，歷史不可以虛構。市場化是希望一本書討所有人的好，但是文學從古到今不是這樣。

　　“我也沒有想要與天下人為敵，如果書寫的內容決定必須這么寫，我也顧不得其它了。”作為小說家的阿來是可以自傲的。多年來在川藏地區生活的積累和游歷，沉淀出《塵埃落定》、《格薩爾王》等厚重而影響廣泛的作品，也收獲了《空山》這樣綻放出層層絢麗的高原之花。他思索的問題，則顯然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小說家”。到了《瞻對》，是寫作帶著他從歷史到現實有了越來越深廣的聯系-----這也是阿來所希望的，“我希望寫作把我帶入更高的境界，我達到了。對歷史的認知和現實的接觸，越來越開闊，越來越深入。寫作是我深入世界的路徑，我用自己的方式把世界打開了，這樣的人生有意義，我才成為作家，不然我可能是小山村里放羊的，最多是‘最美鄉村教師’之一。”

　　《瞻對》寫的是歷史，其實是在關注今天少數民族的現實問題。現實和歷史總是有關聯的。寫每一本書，阿來都首先要回答自己的問題，解決自己的困惑。“我不敢說它是最重要的，但是少數民族中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文化界常講深入生活，我們每個人都在生活當中。中國社會發展的哪個方面不在影響我們？身處種種焦慮之中，卻視而不見，假裝歌舞升平，再談去深入生活，阿來覺得很可笑。對于直接影響我們的生活，不能僅僅停留在反映現象，或者簡單發個微博表達。

　　用不著號召，用不著理論上論證，阿來是“深入生活”最多的人。從一開始就這樣，他幾乎沒有停下來過。一年中，阿來走了多少地方，他從來沒有算過。因為每年至少有三個多月的時間，他都在藏區行走。深入不只看表象，而是行走，閱讀，研究當地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