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對》所涉及的是千萬甚至上億的人，藏區地域遼闊，把握這類題材難度很大。來說，我們的文化有些時候是在想象中自設禁區。今天的中國，一方面物質層面迅速進步，但是每個人都糾纏在尖銳的社會矛盾中。因為作家的身份，阿來對此感受更強甚至更為焦慮。

　　他是思想者阿來。他自己心里有很多想法，知識分子從來有他獨立的思考和理論性、知識性的表達。

　　很多現實問題不光是中國的，而是世界的。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無論去斯里蘭卡還是塞爾維亞，別人考察自然風光，他對宗教更感興趣，宗教和政治的關系，和信徒、和百姓之間的關系；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互相參照比較，他以開放的視野吸收全世界的思想成果，不斷地沉淀，不斷地思考。

　　“作為嚴肅的文化人來說，思考這些問題的前因后果，一是尋找材料，二是尋找‘武器’。”阿來說，全世界人都在討論世界不公的問題，談論少數民族的問題。討論這些需要放開眼界，不是糾結在一個問題中寫一個問題，否則永遠寫不清楚。

　　看見不是暴露，而是尋找解決之道。對社會的責任，就是每個人尋找自己的角度和本份，由此出發表達自己的思考。阿來的作品有尖銳，有膽識，但最重要的是有善良的動機。

　　在這些問題面前，是否獲獎對阿來而言，無足輕重。

　　“我為什么寫作？”阿來常常自問。他希望自己在面對社會歷史問題時能夠有所解答。做調查、研究理論問題、包括寫作，都是為了梳理對于歷史的認知。如果寫作沒有解決自己對社會歷史的某種疑問，那么寫作毫無意義。寫歷史，實際上是想回答今天的問題。“世界上不缺幾本書。那么作為寫作者，寫什么要想清楚，怎么寫要想清楚。”有這樣一個標準，阿來自信《瞻對》相比較而言是上乘之作。“如果每次寫作，思想以及對藝術的感受和理解，確實比原來有所進步或者進步大一截，跟之前的作品有變化、有突破，而不是找到了模式；如果還是原來的水準和樣子，沒有必要再做這件事情。”阿來并非不懂商業，也考慮過讀者的接受。但是，要想把這樣一部作品變成特別明白通俗的東西，可能性幾乎為零。

　　“生活要求你這樣。從事的工作要求你這樣。否則寫作有什么意義？要不然所有人都是小說家、藝術家。上帝只挑選少部分人做藝術家。”阿來從來不缺乏自信。他認為寫作更多依賴天賦。“我相信上帝造人就造成了不同的人。造我們就是寫寫小說。當然土地不夠，天賦也不夠，還需要不斷地提升，提升自己的修持。”當然，寫作中他也在反復拈量。暴露問題的寫作固然尖銳；止于呈現的寫作固然也有意義；但他不是。不是發泄不是暴露更不是偏激走極端，而是希望對社會有建設性意義，希望社會往好處轉化。人類思想史的建構也是這樣。

　　最近，阿來正著手寫作的兩個方向，一是散文，每走一處寫一處，著重點在藏區的文化差異；一是長篇小說，寫今天的年輕人在目前處境中的選擇，直指民族關系。可是寫了一陣，阿來又放下了。不是因為內容或主題，而是他發現，現實題材容易寫得沒有藝術性，他又很難容忍語言形式上有任何粗糙，所以停下來重新考慮行文和結構。

　　這不是難為自己。而是他覺得，任何一個藝術家，這么要求自己是理所當然的。追求真理，有善的動機和美的形式，原本的真善美就這樣簡單，阿來贊同這一藝術觀念，并當成信條去遵從。

　　阿來的“小我”活得很滋潤，可以隨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他也時刻關注“大我”，他的書寫不僅僅是個人的創作，同時也承擔了民族的過去和現在。他的切入很小，就像他在《草木理想國》中將鏡頭對準一草一花；可是他的心很大，裝著大千世界，他對某一處微觀歷史透徹挖掘，見微知著，找到了歷史與現實的連接點。阿來是一個“比作家大的作家”(施戰軍語)。因為他的才華與見識，因為他的獨立品格與民族擔當，阿來毫無爭議，當選2014《中華讀書報》年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