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會的火炬，再壯觀也有熄滅的一天。但2008北京奧運會為中國到底能留下一份什么樣的遺產，甚至為這個國家開創一種什么樣的“傳統”？隨著奧運會的閉幕，人們即將從一時的狂歡節式的興奮轉入日常的工作中的思考。

　　現在，四位曾經沿著奧運火炬傳遞路線走遍100多個中國城市的新聞工作者(雖然身份不是官媒的受聘人員，但我寧愿把他們當作我的可敬的同行)，為人們的“后奧運”思考提供了別人以及別的渠道所難以提供的，一個很好的起點。這不僅僅是一簇“追趕火炬”的應景短文；正如封面折頁上的文字所說，這是借奧運火炬傳遞之機，為我們制作(雖然有點是趕制)的一個系列的，旨在反映改革開放30年后中國社會風貌的報道。

　　改革開放也是火炬，30年來，無論是風天雨天，一直在中國人的頭頂噴射出思想解放的光焰，只不過久而久之，有些人習以為常，不再抬頭仰望罷了。30年來，中國人一直在這樣一把火炬的照耀下生活、工作，到底創造出了多少變化，甚至一下子都難以說清了。我們過去曾經生活過的城市，時隔一些年后，如果不是再回去好好逛逛，簡直都難以重尋昔時的記憶。由幾個很有眼光的記者，跟人們成系列地侃侃他們對100多個城市的觀感，的確是一個很有創意的節目。

　　幾位記者也確實知道他們是在做什么，而且也認認真真地做了。所以那絕不是一本物質小資專用的自駕游手冊或消費指南，也不是給一本退休知識分子欣賞的懷舊雜感或風光圖解。那的的確確是一組帶有社會視角的觀察。

　　人們慣常笑話某些西方記者，到中國走馬觀花了兩個星期，回去后就寫一大后本的書，甚至被人冠以“中國問題專家”的稱號到處講座。那些業余“中國問題專家”里當然有故意搞事的人，但倘若沒有他們那一陣哇啦哇啦，他們國家的人們或許連中國的存在都不會想到。現在輪到中國記者來跟自己國家的人們浮光掠影地侃侃這個地方，那個地方，直至100個地方的故事，也挺必要。

　　中國太大了，很少人一輩子有機會去過100多個城市的。筆者文革期間當過下鄉知青，浪跡所致，遠及新疆，直到現在都是茶余飯后與人閑談的老本。其實記憶中的那些地方，大多都是在一片標語口號大字報遮蓋下的灰蒙蒙的景象，因為那時的中國，一個地方與另一個地方之間并無顯著差別；很多地方特產，都是文革后才聽說的。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改革開放時代長起來的“70后”，“80后”，甚至連當時下鄉知青的流浪機會都沒有。在他們當中，知道的外國地方多于中國地方的人已不在少數。

　　更重要的是，還有很多自認為對中國更加了解，也更加年長一些的人，成天坐在辦公室、教學樓里對著地圖，拿著報紙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其實他們對地方上的很多事情，尤其是地方上的社會，距離已變得越來越遙遠了。在當今的中國，已沒有了下鄉知青，五七干校，下放勞動等等殘酷而管用的讓個人聯系社會(甚至埋沒于社會底層)的條件，人們要擴大社會知識，除了有限的個人機緣之外，就只能依靠各種媒體了。

　　更無奈的是，時下的媒體也很少刻意半掩這份職能。有些媒體的要務，是普及政策；另一些媒體的路線，是娛樂至死。很少有媒體能想起來差幾個記者萬里迢迢，邊走邊唱地把中國繞上一圈。這也難怪后來在那些真的被派往“追趕火炬”(直接報道火炬傳遞)的記者，對先行一步的“百城記”的策劃(當時作為網易上的一個內容欄目)暗地里還是頗贊賞的。

　　這一班記者，用他們不帶形容詞的報道，為人們回答了很多他們過去曾經縈繞心中但因得不到足夠證據而無解的問題；列舉了很多他們或許早已忘記，卻饒有興味又很能說明問題的對比；也解釋了很多他們過去或許連想都未曾想象到的景象。香港街頭對祖國的認同；澳門人內心與賭業的距離；廣州城中村(“貧民區”)并不昏暗的色彩(以及對大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的稍帶的批駁)；深圳從未讓附庸風雅耽誤過的實干精神——他們這樣一路寫下去，在瑞金為人們報道了那些一路興高采烈追隨火炬，沿途出售相關旗幟的小商販；在溫州以迄今為止中國媒體上最簡明易懂的語言介紹了當地“標會”(民間金融組織)；在南京看到了那座至今都鮮為人知的，為紀念抗日戰爭中犧牲的飛行員的航空烈士陵園；在長沙注意到了在電視湘軍橫掃華夏之際似乎正漸漸退潮的湖南人的道德血性(沒瞧不起的意思，因為本人籍貫湖南)……直到來到新疆，外界人對民族關系存在各種猜測的地方，他們也準確地告訴了我們維吾爾商人是怎樣與漢族商人合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