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樂于引用經濟學家周其仁的一個觀點。周其仁認為，中國的國企大約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實行全計劃體制下的舊國企，當計劃渠道被市場替代后，這類企業大多無法生存而破產。第二類是中央或地方占有壟斷性資源的公司。第三類則是在中央城鎮改革的推動之下，以國企之名成立的新企業，這些企業往往沒有計劃和項目支持，甚至沒有國家資本的投入，完全靠市場培育、自主經營生存。

　　1983年，作為改革試點，北京西城區政府向市政府申請成立了計劃外的全民所有制企業“華遠公司”。它是第三類企業的代表之一。另一家與華遠有著相同發展軌跡的著名企業是后來完成了民營化改制的聯想。

　　看得出來，任志強很愿意與人分享他對于國企的見解。在聊到這部分內容時，他幾乎沒怎么抽煙，但是煙灰一直在往上燒，他不得不用手指在白色襯衫袖子上彈開煙灰。“經營國企最好的辦法是什么？交給私人去管理，華遠最初也只是頂著個紅帽子的牌子。所以后來我把下屬企業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改造，股份制，職工持股，合資，合作。我一直想堅持的就是市場化的企業制度，鄧小平時代最典型的特點就是要政企分開，黨政分開，如果沒有這些，哪來的市場經濟呢？”

　　任志強說，自己是北京市政協委員，關于國企改革的意見每年都會提，每年收到的回復，至少從文字上看“都寫得很好”。

　　“市場經濟的基礎是契約精神，沒有契約精神，何來市場秩序”

　　如果給國企在政治上排出一個序列，華遠集團的排名遠沒有外界想象得那么高。按照任志強的說法，“華遠既不是央企，也不是市屬國企，不過是個區屬的小國企，最多算個處級”，而他如今任職的華遠地產[簡介最新動態]股份有限公司“大約只算得上是科級企業”。他的好朋友潘石屹的定位更戲謔—華遠地產公司也就是個“婦科級”。

　　但就是這么一個國企干部，卻在這些年里搞出了不少“事端”。他曾因為國家某部委拖欠了一筆工程款而把對方告上法庭，還曾因為西單圖書大廈拖欠了一筆8個月的集資款而給整棟樓斷暖。在書末幾頁的附錄中，都是任志強精心挑選的一些舊文件，其中包括好幾份“民事判決書”、“民事調解書”，在一份“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的下面，任志強寫下的附注是“和西單圖書大廈打官司，華遠贏了”。

　　官司打贏了，任志強也就此落下了一個稱號：不聽話的國企干部。他曾經羅列過自己受到的批評。

　　比如，“西單文化廣場的問題華遠算賬太精，既然華遠已在西單改造中盈利了這么多錢，應為政府多做貢獻，不應再與政府要補償。”

　　比如，“圖書大廈的斷暖問題嚴重錯誤，市政府墊了幾十億元的市政建設費用，華遠墊些錢做市政算什么！”

　　比如，“告政府的企業一定要垮臺，華遠與政府搞僵了一定要完蛋。”

　　“你在做這些對抗的時候，不覺得自己政治不正確嗎？”我問任志強。

　　“沒有什么政治問題，我覺得我這個就是最政治的。我告他們理所當然，我知道我是有理的，沒有理的話，法院為什么接受啊！”他似乎不覺得這是個多么棘手的問題，回答脫口而出。

　　事實上，在任志強的新書里，對于這些往事，這個市場經濟的堅定信仰者曾給出過自己的見解：市場經濟的基礎是契約精神，沒有契約精神，何來市場秩序？中國的法律至今未能有效地維護市場中的契約精神，至少對政府機構是網開一面的。權力大于法律的局面，在中國不知道要多長時間才能被扭轉。一個人如果沒有誠信，一定無法立足于社會；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契約精神，也難以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