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話題的討論進入尾聲時，我問任志強，現在手里還壓著政府部門拖欠工程款的欠條嗎？

　　他頭都沒抬，“對！”

　　“我們的毛病就是官員坐在中間，坐在前頭”

　　我們的談話由此轉到了官與商在社會中的位置。

　　任志強的新書里寫了這樣一個故事。2005年，當時的建設部部長召開了一個開發商座談會。此前，潘石屹很少參加“部級”的會，便特意西服革履地穿了一身新裝，結果發現任志強只穿了一身便裝，褲子還是多兜褲，便驚訝地問他：“見部長你就穿便裝？”任哈哈一笑：“看你緊張的，不就是個部長嗎？他一定穿的也是便裝。”

　　我問他，在中國這種士農工商的歷史格局里，不少商人面對官員時都難免有低人一頭的感覺吧？

　　任志強回答：“我沒有，但很多人有。我們的毛病就是官員坐在中間，坐在前頭。很多人就巴結他們，但我不會巴結他們，我認為也不需要巴結他們。”

　　這是他一貫的姿態。一個被他津津樂道的往事是，2004年，在一次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召開的座談會上，任志強是唯一一個公開高喊“曾副總理，您受騙了”的開發商。但某種意義上，這種態度的形成部分來自任特殊的“紅二代”成長背景。他的父親曾任商業部副部長，他在書中也提到：老干部、大干部我見過很多，從小被領導抱著……見得多了自然也就見怪不怪，見官只需尊重，卻不需拍馬屁。

　　任志強對工商文明有一套見解。他說自己接觸過很多外國代表團，永遠是政府代表都坐在后頭，企業家坐在前頭，“比如說我們去美國，紐約市市長他不會遲到，他比我們還早到，等我們企業家討論完問題后，他再上來講話，因為他本身就是企業家出身，他很清楚，城市的發展和經濟的發展要靠企業家，所以他們對企業家很尊重。”。

　　而在中國，情況則是相反的。“都是靠政府的力量去發展城市，發展經濟，我給你錢你才成為企業，所以他們不尊重你。中國歷史上商就在最后，所以經濟才落下，如果商在前頭，中國就不會這么落后了。”

　　在外界對于任志強的評論中，有一種觀點認為任的立場復雜，既是個忠實的國企領軍人，又是一名無所顧忌的建言者。但事實上，他不是沒有“收斂”的時候。北京市西城區前區長衣錫群為任志強的新書寫了一篇后記，其中一個細節頗為有趣：自任志強領導華遠集團后，每年數次邀集歷任區領導聚會，沿襲數十年，已成為傳統。在這種場合，任志強對老領導恭敬有加，一改發號施令或一士諤諤的形象。在每次聚會的留影中，他總是站在后排。

　　“你面對官員時的狀態也會因人而異嗎？”我問。

　　“你想說明什么問題呢？我不認為這是個問題。”任志強反問我，“作為政府（西城區政府）任命的官員，你是他管的，你是他的下級，當然要巴結他，這有什么可討論的呢？在企業里頭，我的下級對我不也這樣嗎？”

　　面對突如其來的問題，他的回答滴水不漏。這個時刻，任志強像是一個很有位置感和分寸感的國企掌門人。但他隨即又恢復了自己充滿性格張力的一面，“但是我不歸政府管的時候，那些官員和我沒什么關系”。

　　“他沒辦法找到一種可以完全信賴的可靠制度，最后只能靠人”

　　在新書里，任志強提及最多的好友是潘石屹。關于他倆的友情故事在過往報道中并不少見，而歷史學家雷頤則在任的新書發布會上提出了一個更有新意的觀察角度：

　　潘石屹和任志強恰好代表了“中國故事”中的兩類人，潘來自最窮的西北甘肅，從進城青年奮斗成億萬富翁。而任則有“紅二代”背景，不管有意的用還是不用，“在你的生活中都會起作用，這背后是一種文化資源和權力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