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當下，教育成就夢想顯得更為急迫，原因有二：

　　其一，改革開放35年來迅速成長起來的中間階層，多是教育的受益者，沿著教育所鋪就的臺階拾級而上，進入一個相對優越的社會位置，這既是深入人心、難以動搖的教育期待，是他們熟悉且習慣的路徑依賴，還是這個社會認可的上升通道。確切地說，知識改變命運，已經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的意識形態。

　　中間階層強盛的教育期待日漸焦躁，焦躁來源于縱向的代際流動對比，這一代父母已經習慣了向上流動的趨勢，但到子女身上，機會空間已經逼仄，他們需要調整和降低志向：不再追求子女的代際向上流動，也要竭力防止代際之間的下滑，保障子女地位沒有明顯下降。

　　焦慮還來源于橫向的壓力：一個社會越不均衡，教育投資的壓力就越大。“蓋茨比曲線”的橫軸是收入的均衡度，縱軸是代際的流動性，它揭示一個重要的現象：收入越不均衡的國家，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越受父輩地位的影響，子輩擺脫父輩地位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低。這也是“拼爹”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其二，獨生子女政策不允許家庭教育投資的失敗。一個孩子寄托了所有的期待，父母不僅不接受獨生子失敗，甚至不接受平庸。

　　一方面是機會空間的逼仄，教育上升通道的擁擠，另一方面是教育不僅事關家族的社會繼替與宏業，更是稀缺機會分配的代理機制。如此，它的運作邏輯就顯得尤其重要。

　　“把蛋糕做大，讓更多的人能吃到”——投資教育，不僅成為個人與家庭，也成為政府合理且正當的選擇。運用加法甚至乘法邏輯，教育以樂觀的增長，滿足越來越多人的需求。然而，越多的教育就越好嗎？它能回避人與人競爭中的機會博弈嗎？做大的蛋糕如何與稀缺的資源與機會兌現？何為“人民滿意的教育”？通常的理解是“優質的”和“均衡的”教育，然而，“優質”有時候正在于“稀缺”。

　　稀缺何以可能？保障稀缺性的制度邏輯為：高競爭、高排斥與高壟斷。即教育機會上的高競爭，教育篩選中的高排斥，核心利益的高壟斷。在此制度邏輯下，有限理性驅使人選擇“墊腳策略”：在劇場看戲，四周都靜坐時，站起來會看得更清楚；左鄰右舍都站起來時，墊腳能看得更清楚；當所有的腳都墊起來時，誰又能看得更清楚？

　　在基礎教育中，學業負擔為何越減越重？因為學業結果事關稀缺機會。面對人數眾多、參差不齊又都渴望獲獎的選手，競賽規則的制定成為技術難題——既要確保參與的大眾性，又要確定獲勝的稀缺性，要平衡地玩好這一戲法，還真不容易。這就需要規則不斷地推陳出新。

　　在精英高等教育時代，本科文憑就可以獲得不錯的工作機會；在大眾高等教育的今天，碩士學位已經貶值。然而，大學畢業生巨大的就業壓力，逼迫研究生教育不斷擴大規模，甚至波及博士教育。當中國博士教育質量屢被詰問時，通過增長教育年限以獲取稀缺機會的策略，已意義不大。篩選的核心已不在數量的多，而在質量的高，即稀缺性體現于質量的高低，體現于高等教育系統內部不同的院校層次：有吸引力的就業崗位不斷提高門檻，不僅要求211院校，更苛刻的要985高校，甚至爆出非“三北”(本、碩、博均為北大)、“五清”(本、碩、博外加中學、小學均為清華)不考慮的傳聞——既荒誕又合理——精英的壟斷性、排斥性已淋漓盡致。越來越多的家庭畏難于中國教育的高競爭，失望于中國教育的低回報，轉向國際教育市場，“海龜”開始變成“海待”……這正是“過度教育”得以產生的制度邏輯。

　　對個人及家庭來說，教育投資已成為一場成本高昂的豪賭。難道他們沒有意識到風險嗎？非也。問題是：難道他們還可以有別的選擇嗎？如同一場激烈且漫長的馬拉松競賽，參賽者能看到的只是一個個具體的對手，稀缺的機會如同陽光下的影子，當你要抓住它時，它又跑了，在不遠處頑皮地向你招手……你只有咬牙堅持跑下去，不放棄就意味著希望，或許也可能有機會；而放棄即徹底地失敗——這正是“過度教育”得以產生的心理動因。

　　教育在此已成為一種防御性的策略，不參與即出局，準確地說，大眾高等教育時代，更多更高的教育已變成一種強制性的資格要求。在此情勢下，教育想不“過度”也難！我們憂慮的是：這場教育投資的盛宴將由誰、且以何種方式埋單？

　　(劉云杉 作者是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